余秋雨:我的山河

2023-05-10 14:56:27

01

我生长在一个靠山傍河的小村庄,是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群神秘的女教师,和我妈妈一起,把我从家乡的山河拉进了书本。后来,书本又把我推进了城市。在读了很多很多书,经历了很多很多灾难之后,我终于蓦然醒悟,发现一切文化的终极基准,人间是非的最后衡定,还是要看山河大地。说准确一点,要看山河大地所能给予的生存许诺。

根据这个认知,我终于出逃,逃回山河大地。从此,我的脚步再也不会蹈空凌云,我的文笔再也不会高谈阔论,我的思绪再也不会离开苍原苍生。但是,这并不只是“返乡”,而是把广袤无垠的真实空间当作了自己的家乡。

让我高兴的是,广大读者接受了我。而且,顺着我,从书斋文化、官场文化、互捧文化、互斥文化,走向了平静而低调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人们走了多少弯路,终于灰头土脸、青头紫脸地重新抱住了它。我有幸领了个头,常被问到,何以有先见之明?也许,真与我这个“山河之子”的生命原点有关。

很多年前我就在一本书中表述过一个观点:,是唐山大地震。中国,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底线。

也就是说,一场天降的自然灾害,。数十万生灵的刹时殒灭,使原先陷于痴迷的中国惊呆了。

各地慌忙驰援,但贫困之极的大地,能拿得出什么?当时还有少数人想把“天灾”引向“人祸”,,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理他们,而是补了一门有关“生存底线”的“天地之课”。我一直认为,,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这门最原始课程的延续。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隐潜在家乡的一座山上研读中华文化经典。因地震,我联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灾时创建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话,一下子摸到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这个过程,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曾经写到。

从此,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一直盘桓在我心中。

后来,我也曾系统研究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在哲学、美学、艺术学上的种种成就并写成了好几本书,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很快,又转回到了我的学术原点:只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探询中国文化的生存状态。

正是为了这种探询,我在二十几年前便辞去一切职位,孤身投入旷野。

由于辞得干净,我走得很远很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这是我碰到最多的提问。

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从学术上说,我是从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态文化。

我的生态文化,也可算之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间找路,用短暂的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

02

那么,就让我们简单扫描一下中华文化的生存状态。

地球,这个在银河系中几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颗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陆地。在一块块陆地中,最大的一块是欧亚陆地。在这块陆地东边,有一个山隔海围的所在,那就是中国。

中国这地方,东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从西到西南,则是高原。光这么说还显得平常,因此,必须立即说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个,都很大,而高原则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说,这是一片被严严实实“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样的海是无法横渡的,那样的山是没人攀越的,那样的沙漠是难于穿行的。结果,这地方就产生了一种“隔绝机制”。幸亏,它地盘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泽。人们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织,春种秋收,这就是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这种生存状态又被说成“靠天吃饭”。一个“天”字,就包括了气温、气候、降水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自然灾害。

“天”怎么样?从中国最近的五千年来说,开头一直温暖,延续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战国回暖,秦汉也比较暖。三国渐冷,西晋、东晋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后期降温,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两代,都比较冷,直到民国,温度上去一点,也不多。

气候的温度,或多或少也变成了历史的温度。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著)上找到一幅气温变化曲线图,据注释,此图采自于《中国文化地理》(王会昌著)。这幅曲线图把气温和朝代连在一起,让人联想起一次次无奈迁徙,一次次草衰风狂,一次次生态战争,一次次荒野开拓,一次次炊烟新起……

我相信,不管说大说小,生态原因都是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从最小的角度看,那些著名战争的胜败,其实都与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将士多寡、君主贤愚、帷幄谋略关系不大。根据传说资料,黄帝能够战胜蚩尤,主要是气候原因。说近一点,诸葛亮的最大亮点,便是“借东风”,由预测气候而决定了赤壁之战。成吉思汗纵横天下,他的谋士耶律楚材也是凭着准确的气候预测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为海上台风。

孟子英明,把成败因素分为“天时”、“地利”、“人和”三项。这就打破了人类封闭的自足系统,重新仰赖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视野极限,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轻重模式。其实,更宏观的结论应该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人太渺小,怎么强得过天地?

是天地,给了我们生存基座,因此也给了我们文化基座。

03

在严严实实的封闭结构中,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

黄河,我几乎从源头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现在的入海口是山东东营,以前的入海口变化很多,本想一一寻访故河道遗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黄河流域,我找到了黄帝轩辕氏的出生地,并应邀担任了“黄帝国际学术论坛”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测了黄帝、炎帝、蚩尤决战的疆场,然后又在殷墟盘桓了很长时间。当然,花时间最多的是在黄河流域寻找先秦诸子的足迹,并把他们与同龄的印度、希腊、波斯的哲人们进行对比。为了对比,我甚至历险万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们生存过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黄河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达到的思维高度。

由于气候变化,从那个寒冷的西晋时期开始,中华文化随着仓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迁移,向长江迁移。迁移是被迫的,艰难的,但这是天地的指点,不能违逆。

长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与黄河相比,它似乎对宇宙空间有更多的惊惧,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祭拜。于是,从上游三星堆以神秘魔力所铸就的青铜的诗,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凿的白玉的诗,最后都集中到三峡险峻处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问”。屈原在问,长江在问,人类在问。大问者,便是大诗人。自宋代之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中心难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气象渐成,一批推进历史的人物便从珠江边站起。

我要特别说说第三条线,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这条线,让“天”和“地”密切呼应起来。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种植农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游牧。

有趣的是,这条降雨量的界线,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可见,万里长城的功用是区分两种文明,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因此,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画下的一条界线。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三条天地之线,也就是黄河、长江、长城。

04

从长城内侧的农耕文明来看,侵犯总是坏事;但是,从长城外侧的游牧文明来看,用马蹄开拓空间,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应该受到阻拦。于是有战争,有长城内外一系列奇特的历史。

干燥和湿润发生了摩擦,寒冷和温暖拔出了刀戟,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场和庄稼展开了拉锯……

冲突是另一种交融。长城内外的冲突和交融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其重要,远远超过看起来很重要的邦国争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地带。

例如,我反复考察了鲜卑族入关后建立的北魏,发现它不仅保护了汉文化,而且让汉文化具有了马背上的雄风,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结合,气象大振,使中国终于走向了大唐;

我还反复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热河行宫,发现它不仅年年让统治集团重温自己的起步生态,而且还让各种生态友善组合,避免冲突;

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长城北漠、沟通千里商贸的晋商故地,明白了中国本来有可能通过空间突破而获得财富,提升生态……

我的这些考察所写成的文章,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基于对长城内外异态文明的兴趣,我渐渐对一切异态文明都产生了向往。只要有机会就会一次次赶去,考察它们的对峙和结亲,并追踪后果。为此,我孤单的足迹,遍布了云南、广西、贵州、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以及我非常喜爱的新疆。按照传统汉族学者的说法,那是边缘地带、塞外地带,甚至干脆说是“无文地带”。他们错了,因为最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产生于异态对接之中。小文在他们身边,大文在远方旷野。

我的生命起点,出现在长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础,倚重于黄河流域。过了很久才发现,我的远年故乡,应该在甘肃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外侧。这一来,这三条天地之线,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线。

恍然大悟,原来从祖辈开始,就是一队生态流浪者。我怎么会那么决绝地辞职远行到甘肃高原,以“文化苦旅”来延续千百年的生态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05

踏遍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条天地之线,容易为中华文明产生一点遗憾,那就是对海洋文明的疏离。黄河、长江是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长城代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隔墙对话”,而海洋文明,则始终未能成为主角。

这一点,一直成为某些中国评论者的批判热点。他们赞颂古希腊、古罗马的海上战迹,羡慕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的海洋霸权,嘲笑中国对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纪在诸多海上侵略者面前屡屡惨败。

这种批判忽视了一个宏观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种“全能文化”。中国在封闭环境中埋头耕作,自给自足,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外远征掳掠。但是对内,却需要对辽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进行统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间在灌溉和防灾上的互戕。这种农耕生态沉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追求稳定、统一、保守、集权,即使拥有了郑和这样的航海技术,也无心海洋战略。

是的,中国有太多太多的缺点,但是如果从远处看地球,却会发现蚁蝼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跨海侵害同类,是多么无聊。相比之下,中国从来没有跨海远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许是欧洲人十六世纪跨海对印第安文明的毁灭,以及十九世纪跨海用毒品和炮火来侵犯安静的中国。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霸权言论,只愿意观察山河大地的脸色和眼神。偶然抬头看天,猜测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记得,可不是玩的。

趁还有点时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探寻各种历史选择的生态理由。探寻不到便猜测,猜测不到便想象。只有走在路上,才能摆脱局限,摆脱执着,让所有的选择、探寻、猜测、想象都生气勃勃。

我对人类前途的展望,是一种宏大而美丽的悲观。只有走在路上,使一切活动起来,我们才会凭借着山河找到大量真实细节,真切感受到在天地间活过一次,也许不错。

走吧。陌生的山河迎面而来,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有权利把脚下的一切称作“我的山河”。有了“我的山河”,也就大体知道,生存是什么。

再宏大的权力也留不住,只剩下与之相关的无言山河。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是权力地图中的千古雄关,这样的雄关在中国成百上千。但消解它们的,只是雨,只是驴,只是征尘,只是酒痕。

英雄史诗也会变成文字存之于世,顾炎武说:“常将《汉书》挂牛角。”你看,足以包容千般评述、万般赞美的堂堂汉代,也就这么晃荡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黄昏的山道间。

山河间的实际步履,使一切伟业变成了寻常风景,因此也使我们变得轻松。人类本应把一切都放下,放下在山河之间。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终点,价值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这终点,曾被陶渊明准确地表述过:“托体同山阿。”

(本文摘自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扫描二维码

关注更多精彩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内古风音乐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