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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重庆地理信息》2017年第一期
《渝城图》：重庆开埠前夕的“清明上河图”
重庆府渝城图
重庆的近代史
真正开始于1891年
这年三月，也就是光绪十七年，重庆海关成立，重庆正式开埠，步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此后，来渝的外国人和外省人大量增加，一些详细记录城市的地图和影像资料开始更多地出现并被保存至今。通过这些文献资料，人们对开埠之后的重庆有了较多的了解。
然而，开埠之前的重庆到底长什么样？人们靠什么了解开埠之前的重庆？这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重庆府治全图》。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当时的巴县知县、蒙古旗人国璋组织绘制了官方版的《重庆府治全图》，对开埠前夕的重庆城市进行了详细的展现和记录。其后不久，又有河北清河郡人张云轩，在国璋图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增绘、完善，使之成为研究开埠前重庆城市和经济社会的珍贵资料。
发现
清代《渝城图》
一直以来，《重庆府治全图》为人们研究晚清重庆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遗憾的是，除了该图之外，缺少其他足够详细的重庆城市地图，来与之相互补充和印证。
未曾想到，就在2015年，一幅内容同样丰富的渝城地图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年11月，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重庆市测绘档案馆）在搜集重庆老地图的过程中，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幅罕见的重庆老地图——清代《渝城图》。该图原图宽124厘米，长248.5厘米，生动记录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重庆的城市面貌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堪称一幅清末重庆的“清明上河图”。
而令人尤其惊喜的是，经过初步考证，该图的绘制年代极可能还早于《重庆府治全图》。同时，其所表现的地物要素也与《重庆府治全图》各有侧重，丰富了人们对当时重庆的认识。
作者
《渝城图》
关于《渝城图》的作者，图上标记为“渝城艾仕元绘”，经遍查文献，此人具体生平不详。但根据对该图的仔细研究，得出两点较为合理的推测。
推测一：作者应为民间人士，此图应非官方绘制。因图上错误、笔误之处甚多，绝对不是官作之风。《渝城图》的这位作者艾仕元，应该是一位非常了解重庆老城、有一定审美和艺术修养的地图爱好者。
推测二：作者可能是一位工商业从业者，因为一者该图之上其字迹算不上工整，且多有错字、错句和错误描述出现，显然其所受教育有限，二者其在图中重点关注了当铺、船帮、码头等商业设施以及戏班等娱乐空间，这也隐约暴露了其阶层和职业。
年代
《渝城图》
至于绘图的具体年代，《渝城图》上也并未标明，但据图中表现的信息推断，绘制时间应在光绪初年，下限不晚于光绪十年（1884年）。
证据一：图中标注的13家当铺中，至少有11家都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巴县档案》中有所记载，这说明该图绘制时间距1841年不会太远；但同时，图中戏班中所列的舒泰班，据《川剧百年史》记载，其创建于光绪初年，因此该图绘制时间不会早于光绪元年（1875年）之前。
证据二：光绪十年（1884年），江南会馆东侧的文星阁建成，这是重庆城的一座重要建筑，其落成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正常情况应会在图上予以标出。然而，纵观《渝城图》全图，对重庆城的重要建筑和塔阁均有标出，却唯独没有标出文星阁，最大的原因就是此时文星阁尚未落成。
证据三：位于今天渝中区小什字的“罗汉寺”，其得名也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而图中尚未称罗汉寺，而是标注了改名前的罗汉洞、治平寺、龙神祠等名。
综合以上证据，基本上可以将《渝城图》的绘制时间，缩小在光绪元年到光绪十年之间，即1875年到1884年之间，而这个时间正好早于《重庆府治全图》。再往大胆处推测，甚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的巴县知县国璋，正是看到了这幅图，受到了它的启发，并为了纠正这幅图上诸多的错误，才决定做一版官方的、更权威准确的重庆城图。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因此，《渝城图》对开埠前夕重庆城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图中所载信息可与《重庆府治全图》相互补充和印证。
繁荣的朝天门码头
内容
《渝城图》
《渝城图》的地物内容，主要关注衙署、寺庙、城门、码头、行帮、当铺、戏班等信息，在表现手法上，则仍采用中国传统地图的山水画法，尤其是山脉、河流，以山水为底，在其上勾画道路和鳞次栉比的房屋建筑。但在表现的内容上，区别于中国传统地图注重表现山水的特点，图中绘有大量“活动”的人物和场景，包括数以百计的挑夫、轿夫、纤夫、船工、衙役，200多艘大小船只，以及轿、马等实物，对十九世纪中后期重庆城各阶层人民挑水、背货、造船、抬轿、骑马、划船等各种生产、生活场景进行了生动的再现，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堪称清末重庆版的《清明上河图》。
东水门内的戏班
以戏班为例。
图中标注了9个戏班，包括吉庆班、吉祥班、复兴班、太洪班、吉升班、双凤班、舒泰班、玉华班、得胜班等。开埠前的巴渝川戏，已经开始呈现出商业化、城市化、同一化的走势。戏班为了自身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农村乡镇的节日庆典或庙会祭祀等娱演活动，而是开始高价招录名伶、添置服装道具以扩充实力，把目光投向大、中城市那些更加广阔、更加集中的文化市场。《渝城图》上标注的这些戏班，就集中分布在东水门内会馆密集的区域，反映出在当时的重庆，在经过二百多年的移民注入之后，各省会馆已成为移民联系乡情和参与地方事务的重要场所。
此外，与清末其他重庆老地图着重表现城内的商业繁荣景象不同，《渝城图》既表现了城内如“徐翕和”老牌金店和打铜街、打铁街、鱼市口、磁器街等商业街巷，也对当时重庆城外沿长江、嘉陵江两岸的码头、行帮进行了详细标注，反映出清末重庆已成为长江和西南地区最集中的物资集散地，各地商贾云集，足见当时重庆经贸活动之繁荣。
嘉陵江边码头上的行帮
以行帮为例。
历史上，巴县一直是重庆首县，水陆交通便利，城区店铺林立，商贩云集，工商百业兴旺，行帮众多，如靛行、、酒行、布行、麻行、山货行、铜铅丹粉牙行、弹花铺、油漆铺、板箱铺、砖瓦铺、红白毡房、冰桔糖房、楚黄机房、广和帮、永生帮、烟丝帮、绸绫帮、锡帮、丝帮等等。在巴县的长江水道上还活跃着大河（重庆以上长江）、小河（嘉陵江）、下河（重庆以下长江）三大船帮。巴县档案中就有大量各行业行规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记录。
保宁帮、洛阳帮、遂宁帮、
渠河帮、绥定帮、
忠州杂货船帮、合州船帮、湖北归州船帮
在《渝城图》上，也有对这些行帮的详细记录，仅嘉陵江上的船帮就标注了保宁帮、洛阳帮、遂宁帮、渠河帮、绥定帮、忠州杂货船帮、合州船帮、湖北归州船帮等，且有清晰的地盘划分，既表现出当时重庆商业活动的繁荣，也反映了行帮行规对行业从业者较强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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