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图到一弯河,“曲水流觞”的意与境 |《诗书中华》总导演详解创意幕后

2023-05-10 14:56:27

文化节目热度不减,如何推陈出新?文化气质,既属于内容,也关乎形式。东方卫视 《诗书中华》通过创新舞美将文化节目的视觉性和文化性深度融合,做出了一次惊艳尝试。

蜿蜒的河流旁,三三两两的人们席地而坐。酒杯顺流而下,停在哪里,哪里的人就起身作诗,“曲水流觞”的情境由此而来。


一千多年前绍兴兰亭“曲水流觞”的这份情致,在文化节目《诗书中华》的现场“复活”:河流、石块、酒杯……在一块巨大的地屏中得以展现,古典气质与现代舞美碰撞到一起,构成了《诗书中华》别样的文化气质。



“曲水流觞”创意源起


《诗书中华》总导演、东方卫视中心独立制作人王昕轶说,这个节目在创意之处就有一个明确属性——“接地气的文化节目”。而1600多年前古人诗书雅集的场景,很早就闪现于创作团队脑海中。“‘曲水流觞’的表达形式,与我们想要打造的节目概念非常接近。它既是属于古代的,也可以在现代找到新的生长点。”


魏晋时期,“曲水流觞”是文人临流雅集、诗酒相酬的常见形式。自此之后,历代文人纷纷“着迷”于“曲水流觞”的情致,在自然山水中吟诗作对,逐渐构成中国文化传统中颇为独特的一道文化景观。


经由现代影视技术改造后的“曲水流觞”,电视呈现婉约流畅、颇为惊艳。


《诗书中华》舞美设计草稿、设计成图


《诗书中华》“曲水流觞”实景图。


看似很细微的设计背后,其实有着很艰巨的制作难度。


一条长达60米的河流,想要完全用一块地屏呈现出来,光是不规则的造型就难点颇多。“就像要在一张撕得破碎的纸上作画写信,还要清楚、明晰,难不难?”创作初期,王昕轶感到头疼不已。


即便舞美技术能够实现装置效果,但如何鲜活、生动地呈现“曲水流觞”的意境?


为此,《诗书中华》大幅创新舞美设计,开拓了整个节目的叙事空间。将体育赛事、游戏竞技转播中才会用到的电动滑轨、飞猫系统、电子伸缩炮等设备,综合运用于《诗书中华》节目摄制和现场调度中,这样的“大手笔”,在传统文化节目中鲜见。


“我们希望舞美能够‘流动’起来,与‘曲水流觞’遥相辉映。”王昕轶说。大部分传统文化节目,往往只需几个固定机位就能表现出“答题”的完整过程,而在《诗书中华》的现场,有20余个机位“压阵”,以保证全面、丰富地表现节目的“流动感”


为什么一定采取这样“另类”的舞美呢?


王昕轶表示:“传统文化的优美与优雅,一方面是作用在直观视觉层面的,另一方面是作用在文化内涵上的。”他希望《诗书中华》营造出的视听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这种内涵——令现场嘉宾和观众都沉浸到“风雅”的环境中,进而感受、体悟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一个创意点到一个节目模式


“《诗书中华》是原创模式,模式的创意可以说是古人带给我们的,是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这种‘另类’,帮助我们带出了舞美的创意、带出了节目的人文精神。”王昕轶说。


相比部分文化节目的“机制感”,《诗书中华》削弱了竞技感,更强调“以文会友”的参与感。


节目除了“曲水流觞”的匠心外,还力图刻画出人与家庭的关系。坐在“河流”旁的是多以两人为主的家庭单位。王昕轶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必然是从家庭开始的”,中国人的第一首诗歌,往往是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教会的。以“家庭”展“家风”,成了《诗书中华》的重要亮点。


王昕轶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诗书中华》的文化意义:来自不同地方的男女老少汇聚于此,因为对古诗文的热爱,来到同一处所,在同一河流旁席地而坐、自如交流。



《诗书中华》的视听创新也渗透进了整个节目环节的设计和运转中。


节目中,每组上场嘉宾的选择,都会借用“曲水流觞”中“觞停诗起”的创意,数字化的虚拟酒杯会在“河”中随机流动、停止,被选中的嘉宾就能参与到挑战游戏中。


节目中设计的诗句都以字为核心。在一个俯拍镜头之下,诗中之字也在光影作用下鲜活地呈现出来。这样的设计遵循着电视视觉组织的基本规律:构图讲究、大而精美。嘉宾对上的诗,诗中之字便会闪光;对不上的诗,字也随潮水“淹没”。《诗书中华》的舞美在细节处着眼,又让舞美充满了叙事的律动感。



传统文化电视化的关键: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不少人在节目播出后问:为何不在录影棚里放一条真正的河流?


王昕轶解释道:“是否应该完全按照古人的想法搭建我们今天的舞台景观,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们,最开始团队中有人曾提议实景复原,但很快便被否定了。”


“保留‘以诗会友’的文化内涵,不是说要真正坐到绍兴兰亭去,那就成了纪录片的拍摄。既然无法抵达那个最真实的现场,为什么不试着在遵循文化意境的前提下创新一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节目的升级亦需要“两创”的助力,具体到《诗书中华》中,并非简单的“旧瓶装新酒”或“新瓶装旧酒”,而是对其内容和形式的综合性改造。


传统文化“两创”的根本目的,是“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对于置景、舞美、道具、灯光等作为形式存在的电视视觉元素,更应处理好它们与内容本身的关系。“必须要认真理解今天观众的文化审美习惯,依照主流观众的欣赏习惯来设计节目的风格与节奏。”王昕轶说,“‘曲水流觞’这一传统文化符号的生命力,电视呈现时也要考虑适应于当前的传播环境,要考虑到为电视艺术创作服务。”


历史上的“曲水流觞”发轫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俗活动,后来才慢慢流变成文人墨客间的诗酒文化。《诗书中华》的实践,无疑是在借助电视这种现代的大众传播工具重新回归传统的源头,找到适应当下的“诗意栖息”方式。


几千年来,“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文化追忆一直存在于书画、文献和建筑等诸种创作中。在《诗书中华》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记忆在更年轻的电视艺术中所具有的生命力。传统与现代擦出的火花成就了《诗书中华》的新意,这档“特别”的文化节目既是当下中国电视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又一次深度开掘,也是传统文化精神在传承中觅得时代性的一种具体表征。


就像王昕轶所言:“我们希望《诗书中华》能够带来一种文化节目的新气象,在今天的语境里找到‘传统’的价值。”

本文转自广电时评,微信ID:GDSP360,内容合作请添加微信号135218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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