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文化在中华》之《伏羲传》选读——河图洛书

2023-05-18 23:00:13

“河图”、“洛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完整的名称出自《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被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汉代人认为,河图即八卦,而洛书即《尚书》中的《洪范九畴》 。河图、洛书,最早记录在《尚书》之中,其次记录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也纷纷记述。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都与之关系密切。2014年12月,洛阳市的河图、洛书的传说正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名称的来源

现在公认中华传统文化古籍第一次记载提到河图、洛书的名字是西周初期王宫史官记载的《尚书•顾命》:周武王之子周成王执政十九年病逝,西周史官在周成王之子周康王于洛邑文王太庙大室中举行的继位典礼上发现:“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洛书在东序。”这是《尚书大传文》的记载。《易经•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洛书的发现或发明者,大致有三种说法,即伏羲说、黄帝仓颉说、大禹说。

一、伏羲说:对《易经•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说法,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对此解释说:“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孔安国还对龙马负图的事件而出作了似乎亲临其境的描述,把龙马描写为天地间的精灵,身上长有龙鳞,这匹宝马所以是龙马。这匹龙马赤文绿色,高八尺五寸,似骆而有翅,踏水而不没。伏羲在位,“龙马出于孟河”,孟河即黄河的孟津段。按照记载,这匹龙马的“旋”有序、“数”有异。排列顺序一、六在后,二、七在前,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在中,这就是河图。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在洛阳市孟津县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就开始修建了纪念“人文始祖”伏羲在图河故道上修建了第一座祭礼场所,到2016年距今1668年。


二、黄帝仓颉说:《史记音义》云:“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水经注•洛水条》引《地记》说:“洛水东入于中提山间,东流汇于伊是也。昔黄帝之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煞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南朝梁沈约《宋书》说:“黄帝坐于玄沪、洛水之上,有凤凰衔图置帝前。”罗苹注《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沪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


三、大禹说:《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禹治洪水,得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汉孔•安国传》记载:“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 


对“洛出书处”的观点至少有:陕西省境洛河岸边、河南巩义市洛河交汇处、河南洛阳洛宁西长水村。“洛河出洛书,洛书出洛宁”广为流行,且有洛书之源的两通古碑作为证据。洛宁县西长水村现存有两通古碑,东边一碑为沙质岩石,上圆下方,额刻圭首,因为年代久远,只剩一个苍劲有力的魏体“洛”字,研究证明是一通汉魏遗碑。西边一碑为石灰岩质,是清雍正二年(1724年)腊月永宁县令沈育所立。碑上4个大字“洛出书处”是河南尹张汉所书。两通古碑特别是汉魏遗碑为“洛书”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流传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渊源的流变

故有得一穴大地好墓有一龙收用千江水之喻也!这就是吉地通常是为群山环抱,流水环绕,主流、支流汇处结大地之理也!得以建筑城镇乡村及墓穴而长盛不衰,世代兴隆之故也。此乃颠朴不破的风水理论是也…… 


河图洛书之名和图案,大致分别出现在古籍、考古和传说三个方面。古籍上第一次出现的是“河图”,见于《尚书•顾命》和《论语•子罕》。《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其后河图、洛书逐渐同时出现在古籍中,《管子•小臣》:“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历代对河图、洛书的文字记载汗牛充栋,比如在汉代刘歆、孔安国、扬雄、班固等人的著作,可是河图、洛书图案,一直神秘莫测,无影无踪。到了宋代,华山道士陈抟 在《龙图易》传出了河图、洛书图案。《宋文鉴》(北宋诗文总集,原名《皇朝文鉴》,吕祖谦奉宋孝宗之命编辑)载《龙图序》一文介绍了“龙图三变”的说法: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而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两个图式。 


可陈抟在阐述“龙图三变”的时候没有提到河图、洛书的名称。第一次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 ,刘牧对陈抟《龙图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易数钩隐图》一书,河图、洛书因此为世人所知。


河图洛书出现之后,“河图洛书之争”、“八卦河图洛书先后之争”就开始了,历来众说纷纭。有宋以来围绕河图和书真伪、八卦是否据河洛而画等问题的莫衷一是。《周易•系辞下》所提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观点,先秦两汉唐代文献等基本没有异议,而自从河图洛书图式由初陈抟传出之后,于是出现肯定派即图书派与否定派即疑古派的论争。


在图书派内部有“图九书十”和“图十书九”的分歧,“图九书十”以刘牧为代表,王湜 、朱震 、郑樵 、朱元升(南宋桂阳军平阳即今湖南桂阳人,字日华,号水詹,著作有《三易备遗》十卷、《邵易略例》)、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号艮斋,称常州先生,永嘉即今浙江温州人,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创始人,著有《浪语集》、《书古文训》等)等持这种说法,在宋元影响很大。“图十书九”以朱熹、蔡元定(1135年—1198年,字季通,称西山先生,建宁府建阳县即今属福建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律吕学家、堪舆学家,朱熹理学主要创建者,著有《律吕新书》、《西山公集》等)为代表,则为后世通行说法。两者都坚信““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画八卦。


疑古派则把河图、洛书作为怪妄,其先驱是北宋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一书中,欧阳修否定伏羲按照河图画八卦的观点,认为河图不可能出现在在伏羲八卦之前。元钱义方《周易图说》认为:河图洛书,是因《周易》而造易数,绝不可能因为河图洛书而造《周易》。元陈应润《周易爻变义蕴》认为,先天之图是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不是《周易》本旨。清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也认为河图洛书的观点,实际上由道家而来,与作《易》无关。胡渭《易图明辨》认为,洛书来源于《乾凿度》郑玄注及其九宫图,而河图也为发挥《周易•系辞》“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出。明刘濂《易象解》、清毛奇龄《河图、洛书原篇》、张惠言《易图条辨》等都以为《易》未遭秦火,河图洛书不当遗失,其中或认为河图洛书是为道家炼丹养生之图,或认为只是画卦中的一种情况,并非按照河图洛书而就可以画出八卦。




与此同时,肯定派依旧极力崇尚河图洛书,不仅反驳疑古派言论,而且在河洛研究、破释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宋代的图书派坚持自己立场,并为此宏扬,王安石、苏轼等也不赞成欧阳修的观点。元胡一桂(1247年-?,字庭芳,徽州婺源即今江西婺源人,好读书,精于易学)、元吴澄(1249年—1333年,字幼清,晚字伯清,抚州崇仁凤岗咸口即今属江西省乐安县鳌溪镇咸口村人,杰出的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等人力驳疑古之论,并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


清代解析河洛著作甚多,其中李光地《周易折中》、胡煦《周易函书》、江永《河洛精蕴》都是高水平的著作。,两派斗争依然持续不断。其中杭辛斋、黄元炳是大力支持者,而顾颉刚是大力否定者,其《三皇考•河图、洛书的倒坠》彻底否定了河图洛书。


先有河图洛书之名后有河图洛书之图,所以一直对此争论不休。可是“天不绝人之路”,考古发现给这种争论带来了“一锤定音”的机遇:位于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很多陶器,距今在六千年左右。在这些陶器上有用锥刺成五十五个小圆点组成的三角图案。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图案跟古代有关河图著作的记载跟有关河图推演图极为相似,这可能即原始的河图。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一座形意墓,研究说明距今有6500多年。墓中出现了用贝壳摆绘的青龙、白虎图像、河图四象、二十八宿等,图像栩栩如生,与近现代几无差别。这些图形上合天星,下合地理,可以证明埋葬的时候已经明白其中道理。同年,在安徽含山出土的龟腹玉片则是洛书的图像,距今有5000多年。由此可知,当时的人们已经精通天地之物理,明白了河图、洛书之数。据专家认定,形意墓中的星象图像上合二万五千年前的研究情况。这充分说明邵雍等先哲说“河图、洛书乃上古星图”的观点,真实不虚。


四象四季数图


1977年春,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发掘的西汉汝阴侯墓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太乙九宫占盘”,其图式与洛书完全相符,这说明明宋人图书绝非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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