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

图 马兆远与李敖合影于先生80大寿日

    先生去世一个多月了，我似乎应该写一些什么，但一直坐在电脑前敲不出能连成段的文字。十七八年前在牛津读书时候，我出于为朋友打抱不平而被人称作小李敖。那之后才认真的读李敖的书。我常说青灯古佛的读书日子，无非从那里开始，而那些我因之出头而维护的人如今也没了什么了联系。人情往往这样，我自从来不去在乎。因为我笃信人性是好的，只是缺乏沟通。这跟我最近研习哥德尔的过程中得到了互相的映证。

    我们山西人喜欢做小买卖，一个个都是经营的算盘，但我也出生在深山里，颇有些聚啸山林的江湖气息。这一点很不像我后来所处的文化人圈子，或者说知识分子圈子。陈文茜在纪念先师的时候说先师颇有梁山好汉的侠义，以至于我疑惑我的江湖道义，是来自骨子里的山西山贼，还是来自李敖三千万字的字里行间。总之，我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做学问的文人，更像一个来自江湖的游侠，一个仗剑直行，决胜三尺之内的莽撞人。

    然而我幸而不幸的混在了这么个圈子里。我那个堂吉诃德的时代并不存在，于是我努力的用江湖人的内心世界迎合文人的圈子，多少的弄出了亦步亦趋的笑话。

    。我也说不清楚，除了从谈起这个问题到提出辞职这一方案总共花了二十分钟这个事实比较清楚。我似乎对人生没有伟大梦想的追求，只是江湖道义的一口侠义之气顶着。如果按照所里的要求，我就要生生的把建了五年的北大实验室拆掉，我还有五个学生没有毕业，还有跟北大合作者某教授的刚刚开展的天宫项目。当然，从外人看来，也许就是桀骜不驯，受不得体制约束，也许就是被创业大潮诱惑，受不得青灯古佛。但辞职的时候离公司真正有融资进来，还有半年多，各种可能都还未卜。但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只有江湖里的莽撞人能解释这一举动了。二十分钟不会有那么多的前思后想，只是说，我已然做了决定，怎么去安排后果了。嗯，这中间还有与李敖密谈六个小时获得的机要，促成了这一辞职的版本。

    我带着一种江湖来人对文化人的骨子里的尊敬，一贯待你好，热情，谦和，忍耐，你若易水悲歌，我便肝胆相照，直到有一天我认为这些人中的某些人是养不熟的。他们文人相轻，他们心思缜密，他们不会领你的情，他们有他们的打算，他们的算计，他们有他们的道德标准，这个不会随着时间变化，也不会随着交往的深浅变化，他们跟我们江湖的人不一样。半年后，因为我的其中一个学生能否毕业的问题，我跟认识了十几年的某教授也绝了交，从此不再跟体系有任何瓜葛。

    回国以后，我去过两次法源寺，《北京法源寺》里的一些情节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这小说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的脱不开的情结。我也常常自嘲如果再回体系里便是水浒里的押司宋江，上梁山是为了被招安，但宋押司不是既要爱国又要侠义的吗？于我而言，我中了三分之毒。一分在于一个理想的者，幻想着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工作，这个作为一个牛津毕业生，我丝毫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和责任；一分在于一个无可救药的爱国主义者的谭嗣同似的身心与国，我自己并不觉得这是正义的或者是对的。爱国就是鸦片烟，是那个百廿的北大给我上的瘾，我没的选择，这是事实。而为了救于兴衰，我自以为替兴衰找到了良方，我呼走奔号。其分之三在于我的莫名其妙来源里的江湖汉子，但这不就是“士”的要求吗？整本《史记》，整本《水浒》，整本《北京法源寺》，不都是在说这件事吗？但我也不觉得是光荣，它是我的个人性格而已，未必是优点，也未必是缺陷。

    李敖说胡适的思想真正只影响了他一个人，也许我也这么说，李敖的思想大概也只影响了我一个。在先生的最后的日子里，我每每陪先生静静的坐几个小时。先生不说，但愿先生可以不觉得遗憾，胡适讲，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

    而在我，一厢情愿，三姓家奴，故国犹在，不问西东。

2018年5月1日

马兆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