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辽、金以及蒙古相继与宋形成对峙。此外，北宋時西北的西夏又使北方地區形成長期三足鼎立之勢；南方的交趾、大理等國的侵擾使宋不得不嚴守國境。在這樣的狀況下，宋從「八尺方床」收縮為「行軍帆布床」[1]，這當然指的是疆域的變化，而疆域變化的背後，更是國際格局的變化：「其他諸國與宋國，其實不是邊陲的外在『他者』，而毋寧是互為他者，共存於同一國際格局之中」[2]，「东亚从此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3]
，使得宋的對外關係主要模式從「朝貢制度」轉為「對等外交」[4]，即在「平等地位」的前提之下進行外交往來，如宋與遼、金之間互派使節、。同時，因為宋與遼、金、交趾等互為鄰國，當時人即認識到「西北有二敵，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蠻，罕所通道」的現實[5]，傳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思想不得不面對「臥榻」之旁的敵國，，國家邊界也就日漸清晰[6]。
過往對宋代邊界的研究，大致有兩種方式：其一，是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對宋代的邊界狀況及形成過程進行考證[7]；其二是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理解邊界對宋代中國的影響，一方面是伴隨邊界的產生，宋代開始出現國家的自覺和民族國家意識[8]，另一方面則是邊界重新定義了什麽是「中國」[9]。然而以上的研究，都是基於宋代出現「邊界」這一現實的延伸研究，忽視了宋的「邊界」形成中所需要面對的思想與現實之間的博弈。
地圖无疑是邊界最直接、具象的表現，那麼要回溯宋代人對疆域的地理認識，古地圖顯然是最理想的討論材料。按照文獻的記載，宋人曾經繪製了不少地圖，可惜流傳至今的不過幾十幅，其中又多是區域性的地方地圖，真正可以用來考察宋代邊界、理解宋代整體國家地理觀念的地圖（下稱輿地圖），僅有十餘幅[10]。
就整體來說，以觀看者角度會發現這些圖像似乎表現出某些特點：1）一些地圖大致展現出了中國古代地圖中有關世界描繪的一種傳統樣式，即以描繪「華」或「中國」為中心，在地圖四周點綴式地標注一些國家，而這些國家的國名常見於歷代史書記載之中。2）在表現華為中心、夷為邊緣的繪畫方式下，沒有體現傳統文獻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或是九服的理念將天下視作無限寬廣的，而是沿襲「九州」的觀念將宋朝視作有限的國家[11]。3）一些地圖中不僅將「中國」或「華」視作是有限的地理範圍，。
。自北宋建立以來，宋與遼、夏、金、交趾等都通過談判等方式確定了彼此的地理界限，日後雙方一旦發生領土衝突問題，又藉由曾勘定邊界並記錄在案的信息來進行談判，這些信息常常就繪成地圖。例如嘉祐二年（1057）正月，契丹聲言代州（今山西代縣）的陽武寨（今山西代縣境內）和天池廟（今山西寧武縣境內）兩處出現了「侵北界田土」的事情。宋則認為是契丹南侵，證據便是兩地的界限本是六蕃嶺和橫嶺鋪，但此時界限已經南移了幾十里。於是仁宗下詔「以《河東地界圖》示契丹人使」，說明該地領土爭端的始末[12]。類似這樣領土爭端的例子還有很多，，而且這條邊界由雙方認可並記錄為文字、圖像等形式。
然而，，就像前文所提的宋遼邊界在輿地圖中便無從尋覓，甚至在這些宋代輿地圖中，宋朝的邊界一直北擴至長城一帶。那麼地圖中所表現的宋人地理觀念是什麼？什麼才是宋人認可的邊界？
固然，從現代地圖學的角度來檢視古地圖，會發現因為在測量等技術上的不足，古地圖帶有「形勢圖」的特點[13]，其精確性無法與現代地圖比擬。但若是拋棄「準確是地圖最為重要的性質」的觀念，、文化、歷史等附帶的知識、觀念與思想，可以改變比例、添加阻隔，甚至是製造錯誤，這一點或許為歷史學家借助圖像瞭解當時複雜的地理觀念提供了路徑。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也都傾向于對中國的古代地圖做一番新的認識：地圖並不一定是客觀、科學的表現，而很可能是主觀、文化的一種表述[14]，、觀念在圖像上的體現。因此，我們或可以宋代的輿地圖為中心，通過對地圖中的邊界表現及相關問題進行討論，一方面重現宋代地圖中暗含的理想與現實的抗衡，另一方面理解宋代人通過地圖如何認識「中國」。
图 1東洋文庫宋刻本《歷代地理指掌圖》收《古今華夷區域揔要圖》中的長城（採自《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
長城一再出現于兩宋各時期、各類型的輿地圖中，至少就目前所見來看，從阜昌七年刻石的《華夷圖》開始，各種輿地圖中大都有長城[15]。在這些圖中，雖然長城以北常常還繪有契丹、室韋、女真等部族，但簡單的名稱標注與宋朝內部政區的詳細繪製之間的差異，顯示了長城南北不同地區本質上的區別——這種差別來自於對政權內外的區分，也就體現了長城區分內外的邊界作用。
宋人將長城想像為北方的邊界有史可憑。我們從圖像本身可以看出與地圖上的長城具有「東起遼東半島，西至河州、洮州一帶，大致呈東北——西南向連成一體」的特徵[16]，這與《史記·蒙恬列傳》中的描述：「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17]相似。而且這番描述不止影響繪圖者成為對長城的固有認識，也而影響到書寫者，以致宋人筆下的秦長城也大體如此。甚至秦漢以來將長城看作具有區分華夏與戎狄意義的「北方邊界」之觀念[18]，也同樣影響宋人，劉敞（1019-1068）便援引長城的這層意涵，來說明宋遼間應該建立有效邊防來防止遼秋季的侵擾──「安得連山如長城，遍限中原卻蠻貊」（劉敞<防秋>），顯然長城本身所具有的限隔作用與意義，在宋代面臨的現實環境（即從北宋以來北方相繼建立遼、金、西夏政權與宋所形成的對峙局面）下得以彰顯。
實際上，雖然自戰國以來，許多帝王確曾在北方修築了多道長城，但這些不同時代、政權所建立的長城從未形成一個連續的、有規劃的防衛建築，直到明長城的出現。可以說，在宋代的輿地圖上，繪圖者們“製造”了一個新的北方邊界──長城，因此兩宋人通過現實考察、文獻考據對長城的歷史與現實，都无從繪入輿地圖之中。
曾公亮（998-1078）和丁度（990-1053）所編的《武經總要》的河東路部分，談及了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縣）的情況，岢嵐軍位處朔州西南、忻州以西、嵐州以北，出了岢嵐軍所轄的草城川便是遼所佔領的朔州，是宋遼間的邊防要地。或許是因為地處險要，又加上草城川的地形特殊，所以「景徳中築長城控扼賊路。」[19]也就是說，在景德年間（1004-1007）草城川附近就已經修築的長城，卻沒有出現在宋代所繪製的輿地圖中。當然，可能是因為涉及到軍事機密的關係，依照宋代對軍事地理的高度重視，宋在此修築長城一事不為時人所知而未入地圖，是可以理解的。
宋代所修的這段長城，今天仍有跡可循。在《中國文物地圖集（山西分冊）》中，收錄有山西長城遺存圖，標識出了部份宋代長城的遺址。其中一段在今王家岔鄉窯子坡村東約200米，全長約20千米，該長城東西兩段分別與北齊長城遺址岢嵐段、王家岔段相連，「但與後者的形制明顯不同，當是在北齊長城的舊基上重新修築。」[20]由此，不僅可以證明《武經總要》中景德新修長城確有其事，也可以知道這段長城是在北齊長城舊址上新修，且與東西兩段北齊長城相聯繫，而北宋人所知的舊有長城並未在輿地圖上呈現。
偏安一隅的南宋士人對北方的實際情況沒有實地考察的機會，只能通過對史籍的整理來獲知長城的情況。紹熙年間程大昌（1123﹣1195）所撰的《北邊備對》就是在「追采古來中華北狄樞紐相關者，條列而推言之」基礎上寫成的[21]。
在這本書中，程大昌專門討論了歷代修築長城的情況：顯然他與前引北宋人的觀點一致，即秦長城「周乎中國之北」，但是他強調的是長城不只是秦一時所築，而是秦在燕趙的基礎上補築而成的。同時，程大昌還指出了隋代建長城一事：
《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22]。
這段有關隋長城的整理清楚地展現了宋人在文獻上對前代修築長城的考察。根據程大昌所說，《元和郡縣誌》中記載有隋在秦長城之外建築了一段新長城的史實，這與《隋書·高祖本紀》中的有關記載相合[23]。雖然這段記錄在今本《元和郡縣誌》中已無法看到，但有鑑於此書在當時並不罕見，宋人獲知相關的知識也在情理之中，但實際上輿地圖中並沒有繪製這條自代州到蔚州的長城。
現有的考古調查和宋人對長城狀況的記述都表明，北方所遺留的長城遺存包含了自秦漢以來多個朝代所修築的長城，其複雜情況並沒有在圖像上得到真實的反映。所以輿地圖上的長城與其說是真實的再現，不如說是觀念的製造，長城亦成為一抽象符號：它不僅是一道抵禦外寇的城牆，更是區分華夷的標誌性建築。
這種人為製造區隔的繪圖手法不僅表現為長城，在只表現北宋實際行政狀況的《九域守令圖》中，則是以延綿山川的樣貌來表現宋界之外。很顯然，這種描繪的方式與實際有較大的出入，但卻可體現觀念上對境外世界的想像。
另外一種製造區隔的繪圖手法則採用的是「對景法」。所謂對景法，即對應現實的山川景貌來描繪其地形地貌，當然這種方法也會經過藝術化的處理，不是圖像與現實的一一對應，而是偶爾選取對景的方式，增強圖像的真實性與準確性。京都栗棘庵所藏的《輿地圖》拓片中雖然沒有繪畫長城，但通過對河道、山脈和樹林的描繪，使得宋在幽雲地區以北與北方政權之間形成一塊區隔地帶。例如圖中所繪北方樹林上有題字「平地松林廣數千里」，這與宋遼邊境種植的樹林有一定的對應關係，雖然所處的地理位置並不一致，但在圖像的觀看中，會形成邊界的效果。淳祐七年（1247）的《墬理圖》更是長城之上疊山巒，山巒之上畫樹林，來強調長城作為界限的存在。這些與事實有差距的描繪，或許是繪圖者希望通過山群、樹林來表現人跡不至，由此對宋與周邊做出區分。
在現存的輿地圖中，繪畫者常常都有意無意地選擇某一「天然存在」的地理界線作為雙方的邊界，或是長城，或是山川，然而實際的邊界往往與地圖表現出的邊界之間存在著相當的差距。這些差距是繪畫者的「無心之過」，也是繪畫者的「有心所為」，由此，可以通過地圖所體現出的圖像與現實的差距，重新理解該時代人對邊界的想像。
大渡河還是若水？
紹興六年（1136）在討論如何應對大理國王段和譽遣使至宋貢象、馬時，翰林學士朱震談到「（南詔國）大中咸通間，入城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嶲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24]所以，虽然宋沒有與大理國進行邊界談判，但是在宋人的話語中，北宋與大理國之間有一條明確的界限——大渡河。與此相應，是宋太祖「揮玉斧」的傳說，大致上是說「乾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雲南，負版圖進太祖。太祖以玉斧畫大渡河，由是段氏據南詔。」[25]在有些傳說中，太祖不僅以玉斧劃界，還說「非吾有也」[26]；還有的說「自玉斧畫河之後，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河流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怒，波濤洶湧，舡筏不通。名為噎口，殆天設險以限夷狄」[27]。「玉斧」傳說雖奇詭，但北宋與大理國的實際邊界大致在大渡河一帶應當不錯。這條界線一直保持到宋末，到忽必烈征大理時還說大理國「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28]，正是說明南宋時期，宋與大理亦是隔大渡河而治。
宋代的輿地圖中自然常常標識出大渡河的對應位置，但是有趣的是，在大渡河以南常常還畫有另一條河流——若（弱）水。地圖上的繪圖要素往往描繪到若水為止，有時候還會刻意將若水的線條描得很粗，甚至在《墬理圖》的「弱水」下方還寫有榜題「接南蠻界」[29]，仿佛是說明此界以外便是蠻夷，而這條河流便是邊界。
按照《太平寰宇記》的說法，若水是瀘水的又一名稱[30]。瀘水便是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處，當《墬理圖》中援此典故清楚地標出「瀘水，諸葛亮五月渡瀘處」時，正是在暗示，過了這條河便是「不毛之地」，「文明世界」的邊界也就由此劃下。在《容齋隨筆》中也有一條記載：
（辛怡顯）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伐，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齎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並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蠻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31]
這個故事很有趣，瀘水作為一條天然的河流，自然區分了「文明世界」與「不毛之地」，又因為諸葛亮的「戒」，使得瀘水的邊界作用，得到了確定。為什麼是瀘水？古代許多地理學家指出若水（瀘水）就是《禹貢》中所說「華陽、黑水惟梁州」中的黑水。清代的胡渭在《禹貢錐指》中綜合歷代研究認為：「蓋古之若水即《禹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江，而黑水名遂隱。」[32]那麼黑水作為「九州」中地處西南的梁州的邊界，自然瀘水也就成為了「九州」的邊界，是華夏與四夷的界限所在。宋與大理既無往來、衝突，也無轄屬關係，雖然有大渡河這樣的實際邊界，但是瀘水同樣具有文化、。
安南路
無論是宋遼、宋夏，還是宋與大理，宋與這些「國」都劃定了實際的邊界，並將邊界繪入地圖之中，但在宋的邊界中有一個例外──宋與交趾的邊界──宋與交趾亦曾發生過劃定邊界之事，卻沒有在地圖上呈現。仁宗天聖年間（1023-1032），交趾逐漸佔領了蘇茂、廣源等處，與宋產生了領土糾紛。在神宗熙寧十年（1077），交趾提出了「給與疆土」的要求[33]，索要廣源州等地，然而「廣源州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趾有也」，元豐七年（1084）雙方最終確定以庚儉、邱矩、通曠、庚岩、頓利、多仁、勾難八隘為界，界外則為交趾，界內則為北宋。可能是這八隘所組成的邊界，沒有直接可利用的自然河道，更沒有長城這樣的人造界限，所以地圖上的宋與交趾之間不存在明確的界限，甚至有些圖中（如《聖朝元豐九域圖》），將交趾與西南夷，如晏、納、智、南丹等蠻夷聚集的羈縻州劃成一個區域。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交、陸等州所在的「安南」（或稱「安南路」[34]）的南部有一條清晰的邊界，這樣從視覺的效果上來看，很難將交趾視作與宋對等的國家，而且交趾也不簡單是宋代之外的蠻夷。最為典型的是在《墬理圖》中，詳細繪製了安南府、交州等歷史上對此地的稱呼。這裡或許是源自「九州」理論下交州應屬於「中國」的思考，也可能是源於歷史上長期對該地的控制，總之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在宋開寶八年（975）時僅冊封其為「交趾郡王」，這便是宋在強調此處為國內轄區的主張，直到淳熙元年（1174）才正式改稱「安南國王」。
從宋與遼、西夏、大理和交趾的邊界上可以看出，宋代人所認可的「輿地」範圍不是囊括宇內的，而是剔除了河西走廊、燕雲以北、瀘水以南等地區的有限範圍。這個篩選的過程，，宋與遼、西夏長期處於軍事敵對的現實狀態，唐代南詔的入侵給宋留下了深刻的歷史記憶，這一切使得宋人的地圖上看不到 「天可汗」般氣吞宇內的抱負，而是延續以歷史記憶、「九州」理論等為基礎的華夏版圖。同時，長城、河流等明確界限的使用，使得地圖上宋的邊界仿若天然存在，無疑強調了該邊界的合法性與正統性。
图 2《東震旦地理圖》中的華北（採自《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
幽雲十六州，也就是宋人話語中一再提及的燕雲地區[35]。眾多前行研究中已經指出，自北宋建國以來，。太祖欲以封樁銀贖回燕雲，太宗雍熙北伐欲收復燕雲，到徽宗時更企圖聯金滅遼以奪回燕雲，，祖宗猶擬復幽州」[36]，可見在北宋時期，。關於燕雲地區的特殊性，《契丹國志》中的表述極具代表性：
幽燕諸州，蓋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誠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也。石晉輕以畀之，則關內之地，彼扼其吭，是猶飽虎狼之吻，而欲其不飽且噬，難矣。遂能控弦鳴鏑，徑入中原，斬馘華人，肆其窮黷。卷京洛而無敵，控四海以成墟。[37]
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到，自一開始燕雲地區便被認為是「蕃漢之限」，是「漢」用以抵擋「虎狼」之「蕃」侵擾中原的「天造地設」的屏障。這一地區的失守，使得「華人」被屠殺，也使得「四海」之內的地區輕易便為契丹攻入。
從現代考古學研究來看，不僅雲中府，宋代時的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應州（今山西省應縣）和蔚州（今河北省蔚縣）等都處於長城以「外」的區域。但若是將圖上的長城當作秦漢時期所築的外長城來看，則應該有更多的地區應該被納入長城的範圍。換言之，至少在宋代，長城並非恰好是燕雲的北界。在宋代地圖中，有意涵蓋了本不屬於長城以南的部分州，而這些州恰恰都屬於所謂的燕雲地區，這一現象使得我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長城與燕雲要形成這樣的圖像組合？進一步說，所謂的燕雲十六州對於宋人來說，除了都是華夷之間「天造地設」的界限外，還有著怎樣的意涵？
事實上，從北宋以來由宋代官方和幽燕邊民對幽雲的共同論述，使得幽雲超越了「漢蕃屏障」的地理意義，而成為觀念中北宋的「失地」。既然幽雲是宋的領土，那麼理應就是「華」的組成部分，長城作為華夷、宋遼的邊界，雲中府便「應該」在長城以內。於是，在地圖上將燕雲劃入長城以內，是「想當然」，也卻表達了宋人的期盼。
。北宋時有《契丹疆宇圖》，陳振孫說這幅圖「錄契丹諸夷地及中國所失地」[38]。南宋時黃裳作地圖，為的是讓嘉王（後為寧宗）能夠「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39]。這幅地圖於1247年刻石，題為《墬理圖》。圖上的銘文說：「墬理圖□□□□□郡邑亦詳且明矣，則又取契丹、女真之地，（合）□□□□□南北形勢，使人觀之，可以感，可以憤，然亦（可以作興）也。」在這幅地圖中，可以看到燕雲地區在長城以南，且未標識出其特殊的地位。若沒有圖下的題跋和相關歷史的背景知識，現代觀圖者很容易認為這幅地圖的繪製只是延續了北宋的地圖，而忽略了繪圖者為什麼會在南宋時繪製這樣的地圖。《東震旦地理圖》中，燕雲地區部份只是將幽州用墨線圈出，以示與宋實際控制州縣的區別，但仍然在長城以北標注了「契丹」說明宋遼隔長城而治。上文已經提到的《墬理圖》中雖然沒有標識「契丹」或「遼國」的字樣，卻在幽州處寫作「南京」，顯然是爲了提醒觀看者祖宗疆土已「半陷於異域」。這樣來說，兩幅圖不同的處理方式，似乎都指向同一個目的，即不認同契丹在燕雲的統治，同時強調出燕雲與其他內地地區的不同。
宋代的輿地圖上不僅有「製造的邊界」，也有支撐邊界想像所需要強調的領土主張。本是「九州」之一冀州的燕雲地區，因為五代亂局被契丹實際佔領。，使得宋人將燕雲視作「失地」，即便是到了南宋時期，也依然被當成是「祖宗境土」。當宋人借用自《史記》以來長城的「意象」作為華夷、內外的區隔時，不得不面對如何處置分佈長城南北的「燕雲地區」。於是「想像」的基礎上又「故意」將燕雲悉數納入長城以內，使得現存的宋代地圖中，燕雲與長城的繪製錯誤迭出。這些錯誤的出現，既是繪圖者的主觀意願，也隱然形成某種不成文的規矩，而為宋代不同時期、不同身份的地圖繪製者延續下來[40]。
余生于南，自少至長，冉冉老矣，而未嘗得至於南之極。岷峨在吾輿圖，而生平未嘗西行。東至雲間，見海矣，自以為東之極。今天下東必至登、萊才為極，足亦未至。而北乃直至秦長城下，則此遊可以為北之極。且以余有生時言之，北至淮極矣。借得在全宋盛時，北亦止極白溝耳。今踰淮又踰白溝，信乎此遊為北之極也[41]。
他提到了三個「北之極」，體現了他的三重地理觀：理論上的「北之極」——「中國」的北界應該為秦時修築、以隔華夷的長城，北宋時期的「北之極」——北宋時期的實際北界是宋遼之間的白溝河，南宋時期的「北之極」——南宋時期的實際北界是宋金之間的淮河。，汪夢斗始終相信的一個理想北界——秦長城——的存在，這正是兩宋以來所形成的糾葛微妙的地理心態，這種心態的背後是對中外有分觀念的信仰，也是地圖知識的來源與結果。
地圖顯示的信息是時代思潮的產物，、地理、思想的宏觀變動，也迎合、印證了這一時期個體的「國家認識」。當重審宋代所繪的輿地圖，考察地圖上獨具標誌性的長城和若水時，，更重要的是，這段距離的背後是特定的時代觀念與世界思考。
長城和若水都是地圖中刻意表現的界限，是自然地理、歷史沿革和華夷觀念共同構建出的「想像邊界」。，透露出宋朝人的「中國」、華夏觀念。邊界的繪製一方面體現了「限制」，為的是區隔自我與他者，也強調了宋作為「華夏之國」的合法性。長城、若水都是「天造地設以限蕃漢」的天然存在，好像是說明宇宙運行的自身法則便從地理的角度規定了不同文化、種族的居住範圍，。另一方面體現的則是「理想」。因為在地圖上要消解作為王朝的地理、文化、，所以當長城被高度抽象化、符號化成北方的邊界時，無論燕雲地區的實際地理位置如何，都必須將其劃歸長城以南，這是「恢復故土」的理想。
地圖承載著多重圖層、理念、思想的疊加，在地圖學十分發達的宋代成為文人認知世界、。通過將歷史記憶、華夷思想、，作圖者本身在南北與不同政權關係中的不同認識和對邊界的混雜看法得以展現。同時亦應承認，激勵「恢復」意識、傳達「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的思想是不少製圖者的初衷，但對於大多數文人而言，更多的還是「夜窗和淚看輿圖」[42]後「當年圖上看中原，欲渡長淮夢斷魂」[43]的哀歎。這種焦慮、不滿和感傷同銳意北伐的情緒摻雜在一起，使得輿地圖以曲折的方式，參與構造了宋代、。
[1]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1。
[2] 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82。
[3]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頁616。此外，还有杉山正明的「亞洲東方的多國體系」一说，見杉山正明著，烏蘭、烏日娜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255。
[4] 佐伯富、竺沙雅章，《宋の新文化》（東京：人物往來社，1967），頁92-96；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5、10。
[5] 蔡絛著，沈錫麟、馮惠民點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五，頁96。
[6] 葛兆光，<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關於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載氏著《宅茲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49-54。
[7] 限於篇幅，茲舉幾例：，<宋代疆界述論>，載朱瑞熙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第十一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109-122；藍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著、顧良譯，——一〇七五年宋遼邊界談判》，載田餘慶主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182-197；Klaus Tietze, “The Liao-Sung border conflict of 1074-76” ,in Wolfgang Bauer ed.,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9),127-151。
[8] 葛兆光指出宋代「民族和国家边界意识的形成，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国主要是汉族士人不得不严肃地面对『他國』与『異文明』。」見葛兆光，<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關於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頁41-65。
[9] 包弼德認為「中國」是具有歷史和地理兩重性質，而在這一時期卻逐漸轉變為具有文化優越性的空間-文化主體（superior spatiocultural entity），這種論述幫助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在喪失中原的情況下繼續宣稱其合法性，區分了「中國」與夷狄，同時也從理論上限定了「中國」的範圍。見 Peter K. Bol, “ Geography and Culture：The Middle-Period Discourse on the Zhong guo-the Central Country”，載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2009），頁65-105。
[10] 這些地圖包括：宣和三年（1121）刻石的《九域守令圖》，阜昌七年（1136）刻石的《輿地圖》、《華夷圖》，紹興十二年（1142）刻石的《禹跡圖》，紹熙元年（1190）繪製、淳祐七年（1247）刻石的《墜理圖》，南宋年間刻石的《石刻六經圖碑》之《禹貢九州疆界圖》等，度宗（1265-1274）年間作《輿地圖》，《佛祖統紀》中的《東震旦地理圖》，以及北宋年間已開始刊刻的《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古今華夷區域揔要圖》、《太祖皇帝肇造之圖》、《太宗皇帝統一之圖》、《聖朝元豐九域圖》、《本朝化外州郡圖》、《聖朝升改廢置州郡圖》。
[11] 有關兩種地理觀、天下觀的差異，可參見余英時，<漢朝的對外關係>，載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秦漢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356-441；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43-76；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載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84-135。
[12] 郭聲波點校，《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頁79。
[13] 唐曉峰，<地圖中的權力、意志與秩序>，載氏著《人文地理隨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273。
[14] 葛兆光，<作為思想史的古輿圖>，載氏著《古代中國的歷史、思想與宗教》（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48-87；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等等。
[15] 唯一例外的是京都栗棘庵所藏《輿地圖》。
[16] 鄭錫煌，<關於<佛祖統紀>中三幅地圖芻議>，載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82。
[17]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點校本），<蒙恬列傳>，頁2565。
[18] 《史記》中記載孝文帝遣使匈奴，言「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見《史記·匈奴列傳》，頁2902。）
[19] 曾公亮、丁度，《武經總要》，影印明唐福春刻本（瀋陽：遼沈書社，1988），前編卷17，頁854。
[20] 、中國地圖出版社編繪，《中國文物地圖集（山西分冊中）》（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6），頁655。
[21] 程大昌，《北邊備對》，《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歷代小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序，頁725上。
[22] 程大昌，《北邊備對》，卷一，頁726下-727上。
[23]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67年點校本），<高祖本紀上>，頁13。
[24]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點校本），頁1713。
[25] 尤中校注，《僰古通紀淺述》（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102。
[26] 木芹箋注，《南詔野史會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228。
[27] 祝穆、祝洙著，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001。
[28]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點校本），卷61，<雲南行省>，頁1457。
[29] 《墬理圖》一河作弱水，而應為若水處則作□水，並於旁題有「瀘水，諸葛亮五月渡瀘處」的字樣，恐有是混淆。
[30] 樂史著、王文楚等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3421。
[31] 洪邁撰，孔凡禮校注，《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4，<南夷服諸葛>，頁56。
[32] 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261。
[33]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點校本），卷285，熙寧十年十月，頁6975。
[34] 見《佛祖統紀》所收《東震旦地理圖》。
[35] 參見外山軍治，《燕雲十六州：解說》，《東洋史研究》，4:4-5（京都，1939），頁348-254。關於宋元人如何看待「燕雲」之於宋，參見余嘉錫，<楊家將故事考信錄>，載《余嘉錫文史論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頁405-407。
[36] 羅公升，<白溝河乃舊日南北分界之地>，載《全宋詩》，卷3694，70冊，44350頁。
[37] 葉隆禮撰，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太宗嗣聖皇帝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卷3，21頁。
[38] 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67頁。
[39] 《宋史·黃裳傳》，卷393，12000頁。
[40]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處理方式不僅存在于宋代，還直接影響了後世地圖的繪製，在明清的地圖中，亦採用相同的繪圖方式，如《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大明國地圖》，以及清朝時期日人所畫《華夷一覽圖》等。這些地圖仿佛書寫成一部觀念的歷史，對什麼是「內」、什麼是「華」、以及什麼是「中國」提供了圖像的論述。
[41] 汪夢斗，《北遊集·自序》，《宋集珍本叢刊》影印宜秋館刻本（北京：線裝書局，2004），頁60上。
[42] 劉克莊，<感昔二首>，載《全宋詩》，卷3035，58冊，頁35175。
[43] 汪夢斗，《北遊詩集》，<舟次比屋>，頁62上。
感謝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錢雲先生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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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苏显华
【来源】吳耀宗、林學忠編《文史長河的初渡——年輕學人集》，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第121-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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