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想了解古人如何过清明节，那么一定会有人推荐你去看《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反映了北宋时汴京的繁华景象，画中每一个人物都活灵活现，每一处酒肆楼阁都分明可见，简直就是北宋王朝京都日常生活的再现。
不过，有些人也会告诉你，这清明上河图说的可能不是清明节的事情，这“清明”二字另有说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许多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与争论：一是“清明节之意”，二是“清明坊之意”，三是“清明盛世之意”。
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
持“清明坊”观点的专家学者是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易。1981年，孔宪易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易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画的是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根据是当时东京城划分为136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3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
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史树青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
可以看到这些观点中，持有非清明节观点两派最大的质疑声就是画中的季节不是初春而是初秋，因此，图中的季节判定就成了这幅画究竟指的是不是清明节的关键点了。
第一位明确联系《清明上河图》与清明节者为1491年李东阳跋。李东阳跋文“宋家汴都全盛时……清明上河俗所尚，倾城士女携童儿。城中万屋翠甍起，百货干商集成蚁，花棚柳市围春风，雾阁云窗粲朝绮”等语，系后世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之“清明”意指“清明节”的重要关键。
李东阳之后的明清人跋、1951年董作宾、1951—1980年间的学者们悉数承袭李跋观点，认为《清明上河图》指“清明节”。直至80年代，孔宪易、邹身城、高木森等首度以“秋景说”挑战此前的“清明节”论点，此后《清明上河图》的季节论辩随之开启。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季节论证， “无季节论者”认为“清明”指涉“清明盛世”，、清明节等双关意涵。“季节论者”则可略分为三派：第一派(春景论者)不提“寒食禁烟”等禁忌，仍然认为画面描绘清明日或寒食节。第二派(春景论者)正视此一问题，避开寒食(包括寒食节、清明日)而寻找其他春日，如上巳节(阴历三月三日)，以取代禁烟的寒食节或清明日。第三派(秋景论者)反对“春景说”，认为该画描绘中秋节。
这里提到的“寒食禁烟”是因为《清明上河图》一船内有移动式炉灶，及正在烧饭的船夫(图1)。《东京梦华录》 (1147年成书)卷七“清明节”条载：“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从冬至后的第103至106天停止一切用火，称为“寒食”；到107天的清明节解除禁火，家户升起新炊烟，故《清明上河图》描绘清明节。
图1：《清明上河图》中船内移动式炉灶及伙夫
但有些学者却对请明日的具体时间并不认同，其观点认为“清明日”为寒食第三日，从寒食节(冬至后105日)至清明日(冬至后107日)皆不应有炊火，故《清明上河图》不以“清明日”当天情景为画面描绘的主题，所谓“清明”，应指歌舞升平的清明盛世。
《清明上河图》的季节论者认为，《清明上河图》等同于真实照片，将北宋汴京地图、城制图与北宋考古遗址相互印证，再根据其自身解读城门上的“郑门”匾额(图2)，1078年开封城墙壕沟的维修，柳树栽植约二十多年的生长周期，汴河的放冻与疏浚，将画卷场景于时间、空间地理位置上进行落位复原，认为《清明上河图》约绘成于1100—1106年间，描绘阴历三月三日清明节的汴京都城。
图2：《清明上河图》中城门匾额两字为“郑门”字样
我们仔细看《清明上河图》画卷，起首处五匹驴骡(图3)、中段四匹(或五匹)均背驮木炭(图4)。“秋景说”论者引《东京梦华录》“十月一日”条“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也”之记载，认为木炭系汴京秋季入冬前，准备过冬御寒之用。 “春景说”则反驳木炭为一年四季必备的燃料。
《清明上河图》田垄间(图5)、晒谷场空荡无作物，晒谷场左端的石磙兀自搁置摆放。“春景说”谓未见谷类丰收，故所绘并非秋收时节。“秋景说”反驳若为春景则禾苗青青，故《清明上河图》描绘刚打收过的庄稼，晒谷场的石磙标志着“报秋成”之意(图6)。
“春景”论者认为《清明上河图》描绘初春嫩絮(图7)，象征春天。但柳树可以兼具多种涵意。此外， “秋景”论者亦反驳170株柳树秃嫩交互掺杂，不易分清的季节枯荣。
汴河长堤的大量榆柳为人工刻意栽植，栽植目的为治水(图9)。从徽宗朝臣章粢《咏杨花》词可以看出，北宋汴京杨柳在人工栽植情境下，即便天寒降雪，被雪覆盖的杨柳然仍然可能枝叶齐发。因此辩论《清明上河图》杨柳栽植于春季或秋季的季节论者，在这个方面就没有太多必要了。
图3：《清明上河图》起首处五匹驴骡背驮木炭
图4：《清明上河图》中段背驮木炭的驴骡
图5：《清明上河图》中田垄间无禾苗生长迹象
图6：《清明上河图》中晒谷场或农场中亦无谷类
图7《清明上河图》中的柳树
图9．《清明上河图》中汴河长堤上大量人工栽植的榆柳
图8．《清明上河图》中的落叶木
图10.《清明上河图》中轿顶的杨柳杂花及随行人
“清明节”论者据《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条“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䭅、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刍，谓之‘门外土仪’”之记载，认为《清明上河图》描绘清明节当天“下午扫墓归来”的场景，卷首一轿内“可能挑的就是门外土仪”。然而，细观《清明上河图》卷首郊野处，景色荒凉，既无人扫墓，无野宴镜头，也没有《东京梦华录》所载清明节“四野如市……罗列杯盘，互相劝酬”的热闹喧哗。
《东京梦华录》所载的“枣䭅、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刍”等清明节“门外土仪”均未描绘于《清明上河图》中，轿内是否真的挑有“门外土仪”亦无从得知，根据图像，仅能见到赤膊、短裤的扛轿者与挑竿者(图10)，其中一挑竿者前、后竿头各悬禽鸟(图中编号51)，随后一人肩架弓矢(图中编号50)，故有学者推测此行队伍系猎食归来，而非清明扫墓或门外土仪。
“清明节”论者称，《清明上河图》该轿顶上的杨柳杂花，系清明前后的插柳习俗(图10)。否认“清明节”者则谓除去清明节外，其他节日(如寒食节)亦轿顶插柳。否认“清明节”者，称“家家门楣插柳”才是清明节的最重要习俗，但插柳在宋代还有其他的功能，如招魂、驱鬼、避毒、预测天气等，故而不限于清明节，反倒是清明扫墓、男女发上簪柳、射柳、蹴鞠、秋千、斗鸡、踏青，甚至竞渡等清明节的节目于《清明上河图》中却没找到。
“清明节”论者称《清明上河图》所描绘“香铺”(图11)、彩楼欢门(图12，画中有七处)、“王家纸马铺”(图13)为清明节上坟所必具备，因而该画描绘清明节。否认“清明节”者，则反驳即便非清明节，四季皆可有扫墓之人，纸马铺、欢门、香铺可视为经年常设的汴京店铺，何况《清明上河图》未见绘清明祭扫的场景。
其实勘验《东京梦华录》一书，其中三条，如“酒楼”条：“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同书“正月”条：北宋开封府从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州南一带，皆结彩棚……舞场歌馆，车马交驰……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及同书“中秋”条：“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以上三条便足以说明汴京于正月、冬至、寒食、中秋节等多种节日均结络门面彩楼，画中店铺不能明确指涉季节。
图11 《清明上河图》中的“香铺“两字旁尚有其余招牌字样
图12 《清明上河图》中的彩楼欢门
接下来，就是季节论者们争议最大的地方，画中的那些扇子。
《清明上河图》画中描绘近十把扇子(图14、图15、图16)。“春景说”论者引宋人吕原明《岁时杂记》中“都城寒食，大纵扑博，而博扇子者最多，以夏之迹近也”的记载，认为扇子为寒食节、清明节“扑博”或“便面”(文人雅士以扇障面避免寒暄)之用。
图13 王家纸马铺
图14、图15、图16 便面
“秋景说”论者则坚持扇子用于夏、秋以拂暑扇凉，持扇者或遮阳，或置于腰间、车后，鲜少持扇者以扇掩面作“便面”之用。实际上《清明上河图》扇子多种多样，有几处扇状物依形制论似乎为“便面”(如图14、图15、图16，文士所执，外层以布包覆)，其中有1人以扇障面(图16)；此外另有数处扇子可见扇骨(图17、图18、图19、图20、图21)。再者，若将《清明上河图》各式扇状物一律诠释为“便面”，则便面与季节冷暖无关；若视为“扇子”，则北宋汴京清明节、寒食节均以扑博扇子为习俗，夏秋确实也可掮凉，因此画中“扇子”有模拟两可的多重解释，不能视为判断季节的证据。
图17、18、19扇子
图20、21西瓜和扇子
至于《清明上河图》的四十把雨伞及竹笠(图15)、遮棚(图20、图21)、草帽，既可遮雨亦兼遮阳。所谓“西瓜”，其实并非西瓜或寒瓜(图20条块状、图21呈扁平状)。所谓“茶水摊”四时亦可供应。
所谓《清明上河图》的“暑饮子”市招，细查原件可知实为“香饮子”字样之误读(图24)，该画另有数处标示“饮子”字样(图22、图23)。“饮子”为中医的一种治病汤药。药用“饮子”一年四季均有，既非时令饮料，且与气候炎热无关。
图22、23、24中的饮子
图25中的新酒
所谓《清明上河图》彩楼欢门前悬挂的“新酒”市招(图25)，据两宋史料，从北宋至南宋，寒食节、中秋节、重阳节(阴历九月初九)及其余节令甚至岁末均有新酒，反而清明节未见明确的新酒买卖习俗。
那么，现在在来看看画上的人。从以上我们列出的图中可以发现，大多数人是赤膊的状态，那么当时的汴京春季是什么样的气候呢？
画中赤膊的人们
几千年来，气候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今天的气候不能作为当时的参考。但是气候分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此我们只能从参考文献中略知一二。
这里的难题在于，我们并不知道这幅画的创作时间，《清明上河图》以画风论可以落点于1110年至12世纪90年代，甚至以画风论，《清明上河图》很可能绘成于徽宗朝至金初，从《清明上河图》拖尾张著1186年跋知该本确凿的时间下限为1186年。
虽然多数学者赞同《清明上河图》绘成于徽宗政和、宣和年间，然而最为吊诡的是，宋代史籍纪录的1101、1109年夏季5月雨雪，1117年6月、1126年4月“天气清寒”，1126年5月“寒甚”，1127年4月“北风益甚，苦寒”，1129年“六月寒”，1131年4月“寒食日，雪”等极寒冷记录，及1143、1158、1163、1176、1177年间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的降雪纪录历历在目，使我们不得不相信，1100—1186年间的寒食节、清明节应较当今更冷更低寒，人们应该不会穿得像画中那样少。
当然因为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一结果也无法成为图中并非清明时节的佐证，毕竟天气变幻莫测，加之也有可能在1110年之前成画，因此确实难以断定。
分析了半天，我们列一个简单的表格，来看看古人如何过清明节，而张择端的画中又少了哪些东西。
从上述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古人在清明节的活动还是很多的，但张择端的画中表现得却不多，这也是为何会有人质疑这一天不是清明的原因。
抛开这一天究竟是不是清明，单从画的本意上讲，我是不太赞同“清明”指的是“清明盛世”这种观点的。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这副汴京图画中，并非处处是盛景，甚至处处是危机。
画中的敞开的汴京城门，随意出入
元祜四年(1089年)，因朝廷裁减在京禁军，户部尚书王存不忍见到军营沦为废墟，上奏恢复元祜年间被度止的保甲制度，重编京师防卫编制。樊澥在宣和三年(1121年)奏曰：“比年以来，内城颓缺弗备，行人躐其颠，流潦穿其下，屡阅岁时，未闻有修治之诏，则启闭虽严，岂能周于内外，得不为国轸忧？”这段土墙在画中几乎快变成了土坡，全城看不到任何防卫系统和像样的军卒。
北宋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在政令、军令得到统一后，朝臣们最关注的就是要正风俗。司马光在《上仁宗论谨习》中提出“窃以国家之冶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鉴于“有服古衣冠于今之世，则骇于州里矣”的现象，建议规范当朝各类服装。彭汝砺《上神宗论以质厚德礼示人回天下之俗》奏曰：“观四方之人，其语言态度，短长巧拙，必问京师如何，不同，则以为鄙焉；凡京师之物，其衣服器用，浅深阔狭，必问宫中如何，不同，则以为野焉。”苏辙《上哲宗论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也提到：“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下皆自弃而为恶。”
图中衣冠不整、随意卧倒的公职人员
那么，当时的衣制风俗乱到了什么地步？在图中，各色人等衣冠服饰的规矩问题十分明显。由于日益尖锐的贫富差异，画中百姓衣衫褴褛，特别是官宦、走卒军容不整，还有争道的官员和街头的公职人员歪戴真头、军卒坐卧于地、街肆上男女勾肩搭背。
汴京城的侵街现象是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司马光说，早在五代后周时期的“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咸平五年(1002年)，右侍禁合门祗候谢德权奉诏先撤侵街的贵要、外戚舍第，他们不从，“群议纷然”，宋真宗诏令停止，“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篇》李焘）。
百姓占不了官街就占桥梁，构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正月，巡护惠民河田承说奏：“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䉡及人马车乘往来，兼损坏桥道，望令禁止，违者重寞其罪。”诏：“在京诸河桥上不得令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往。”（《宋会要辑稿·方域》）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下诏在京师闹市街道立木桩为界，任何人不得逾越。然而法不责众，侵街者得陇望蜀，最后在景祐年间(1034～1038年)以默认告终。
《宋刑统》卷二六《九律·营造舍宅车服违令门》虽然对侵街者重惩到杖七十，侵街事件在短期内受到遏制，但侵街现象持续了整个北宋，且愈演愈烈，贵要、外戚侵街用地建房是为了开设高档邸店，其中的经济利益可想而知，使得朝廷无从下手。
围绕拱桥展开的危机：船桥相撞，让路争执以及侵街摊位
同样是这座拱桥，还有这很多的危机。船桥相撞是整幅图的“眼睛”，全画中最危机的部分就在于此。
船桥相撞一直是汴京百姓的心头大患，真宗朝兵部郎中杨侃曾曰：“三月南河之
廛市，何飞粱之新迁，患横舟之触柱。”内殿承制魏化基建议采用飞虹样式的拱桥：“汴水悍激，多因桥柱坏舟，遂献此桥木式，编木为之，钉贯其中。诏化基与八作司营造。”（《宋会要辑稿·方域》）当时由于造价太高，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罢修汴河无脚桥”。但为几十年后建造拱桥奠定了论证基础。但在此画中，由于社会管理上的问题，即便建起了无脚桥，也不能避免船桥相撞的事故，桥船的安全问题依旧高悬。
除此之外，还有桥上正在发生的“让路争执”。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诏曰：“自今文武百官，内廷出入，道路相逢，一准仪制。”要求文武官员不论是在内廷还是在路上，都要各行其道，路上相遇，各靠左行。而在拱桥上的官员争道，一方面是仪制崩塌，另一方面是侵街现象更加剧了秩序的混乱。
全图的点睛之处，却尽显帝国的危机，如果这是清明盛世之图，那未免也当徽宗太傻了一些。
除此之外，图中还有重税、消防、官储粮食等等问题，加之路边的乞丐，实在看不出这幅画哪里显出“清明盛世”。
围绕于《清明上河图》中的秘密还有很多，包括作家张择端本人，也有很多疑团。有人质疑他是否为作者，也有人质疑他的身份并非宋人；甚至还有人提出现在流传的版本，甚至并非全图.....就是这样一副谜团重重的千古名画，我们看得到的是北宋生活场景的再现，可我们看不到的，却是连他是否描绘清明节都无法确认。
现在有人提出，张择端是在清明节时观察了汴京，但却在北宋城破之后画作还未完成，因此很多人物并非清明节装扮，而是后来的几年内陆陆续续完成的。关于这幅画的观点实在太多，也许我们永远都解不开，因此，对于后一种这样模棱两可的结论，也未必不是一种目前来看最好的解答。
参考资料：《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杨新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宋朝诸臣奏议》(宋)赵汝愚；《宋会要辑稿·方域》(清)徐松辑；《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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