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守诚先生
七、八月间，正是江南盛夏酷暑的季节，我参加了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在漫长的旅程中，同行的朋友们话题总也离不开运河——这条古老而伟大的河流，它的开凿，它的走向，它的历史变迁和作用，它沿岸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和旖旎秀丽的水乡风光，都不断地引起我们的思索、争论、激动和赞叹！由此，我也常想到隋唐小说中的运河。因为隋唐时期运河上也曾经有形形色色的船只和普普通通的人们南来北往，城市、船只、行人和运河一起演绎了许多平凡而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难以载入庄严的史册，但却保留在小说之中，有助于我们了解一点隋唐运河淳朴古老的风貌和充满生机的历史。
小说与历史
正像运河有它自己的历史一样，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也有它产生、发展、成熟的历史。到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广大群众对文化娱乐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小说创作水平的提高。唐代小说在结构、语言、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有不少新的开辟和特色，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唐代的传奇小说已经在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隋唐小说仍然不够成熟，当时人们仍然把小说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隋唐小说还没有出现长篇巨制，只给我们留下数量众多的短篇。
在和运河有关的隋唐小说中，我们首先想到了《大业拾遗记》中的一个故事：“炀帝将幸江都，令将军麻胡浚河，胡虐用其民，百姓惴栗，常呼其名以恐小儿，或夜啼不止，呼麻胡来，应声止。”这个故事与史实不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大业元年（605年）三月“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可见主持浚河工程的是皇甫议，而非麻胡。麻胡其人，史无所载，难以稽考。因此，把小说作为史科来看是要仔细分析、推敲的。由于小说产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中，尽管它的某些内容可能与史实不符，甚至纯属虚构，但从总体上看，小说必然会在多方面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和生活风貌。因而，在经过仔细分析和推敲之后，小说又可以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使我们了解到许多正史中无法了解的史实和知识。如麻胡的故事，就生动而准确地反映了隋炀帝修运河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二十一日下令修河，八月十五日即乘龙舟幸江都，在前后一百七十一天的时间里，修浚的运河“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交加，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又“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等数万艘”。试想，如果不是监工的官吏对广大民工施以酷暴的督责，“虐用其民，百姓惴栗”，被迫从事非人力所及的劳动，怎么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如此浩大的修河、筑路、植树、建宫、造船等工程呢？这就难怪监工的官吏在百姓中留下了可怕的形象，以致不懂事的孩子都闻其名而噤若寒蝉了。隋炀帝修运河之举是残暴的，广大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有的同志说，隋炀帝是位昏庸的暴君，有的同志说，隋炀帝是位伟大的暴君，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也有的同志说，隋炀帝不是暴君，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真实。
人们常说“隋炀帝开运河”，仿佛运河的开凿，功在隋炀。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运河的开凿有悠久的历史，并非炀帝新创。他虽然也开凿了一些新的河道，但主要是浚广故道，做了番疏浚、整理的工作。可是在所有古代帝王中，隋炀帝是乘船在运河中船程最远、航次最多的一个。因此，确切地说，隋炀帝“游运河”比“开运河”更具有历史首创性和独特性。关于运河的开凿，《戎幕闲谈》中有个故事值得深思。故事说，唐永泰中，楚州渔人在龟山下发现一条大铁锁，“锁之末，见一兽状如猿，，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眜，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拽牛入水去，竟不复出。”这个怪兽就是古代神话中淮涡水神无支祁。传说，大禹在治理淮水水患时，三至桐柏山，制服了阻挠治水的无支祁，用大铁锁把它牢牢地锁在龟山之下，才使淮水得以安然流入海中。这个神话，对后世很有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家喻户晓的神话英雄人物孙悟空就是脱胎于无支祁的形象。这个神话反映了远古劳动人民和大自然作斗争的精神。我国东部沿海一带的平原，是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河流入海时冲击而成的。在这块冲积平原之上，河道交织，形如蛛网。我们的先民为使这些河流用于灌溉和航行，曾经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产生大禹制服无支祁神话的土壤，就是远古先民对河流的征服和控制。无支祁被锁在运河与淮河交汇的楚州，不也象征着远古先民对运河的开凿吗？他们在治理淮水的时候，一定会利用和改造那些南北流向的支流来航行的，这应该是最早开凿运河的创举吧！可惜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我们只能根据神话和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来加以推测了。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运河，是春秋时代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中原争霸而开凿的邗沟。其后，曹操、邓艾、桓温、刘裕等都曾对沟通江淮的运河加以修治。隋炀帝较之他的前辈，修治运河的工程规模更加浩大，压迫更加残酷，特别是他的巡幸异常铺张豪华，因此，他的名字也就和运河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当人类社会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当人类还没有完全摆脱愚昧和无知的时候，神话和历史往往是不可分离的。就在锁无支祁的楚州境内，运河边上有一个宝应县，县名因真如献宝的故事而来。《杜阳杂编》记述了这个故事：真如俗姓李氏，开元中，嫁于贺若氏。贺若氏卒后，舍俗为尼，号真如，居住在河南巩县孝义桥。天宝元年（742年）七月七日，天上伸下一只手授给她一个装着五件宝物的小口袋。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中，真如从北方流寓至楚州安宜县，肃宗上元二年（761年）的一天，真如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领到天国，见到天帝和诸天神。天帝又授给她八宝，并告诉她：“汝往令刺史崔侁，进达于天子……则兵可息，乱世可清也。”崔侁向肃宗进献了真如前后所得的十三件宝物，“自后兵革渐偃，年谷丰登，封域之内，几至小康，宝应之符验也”。肃宗得宝后，下令将年号改为宝应，把真如所在的安宜县改名为宝应县，一直沿用至今。真如献宝，显然是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神话，但这个故事却被载进史册：
《旧唐书》卷一○《肃宗纪》写道，上元二年（761年）“建巳月庚戌朔。壬子，楚州刺史崔侁献定国宝十三枚，……侁表云，楚州寺尼真如者，恍惚上升，见天帝授以十三宝，曰，中国有灾，宜以第二宝镇之。……乙丑朔，皇太子监国。又曰：‘上天降宝，献自楚州，因以体元，叶乎五纪，其元年宜改为宝应。’”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楚州淮阴郡宝应县条载：“本安宜……上元三年以获定国宝更名。”
本来，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并非由于什么“定国宝”的出现，而是唐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抗击和大力支援的结果。但在这里，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严肃的历史和荒诞的神话合二而一了。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一方面，，极力加以倡导和强化；另一方面，宗教迷信思想对人民群众有巨大而广泛的支配力量。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神话与历史的结合。随着自然力的实际被支配，神话将消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宗教迷信将被抛弃，神话和历史终将分离。
如果说，真如献宝的故事还不完全是无稽之谈的话，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运河边上的楚州安宜（宝应）县。在安史之乱中，楚州是保持运河畅通的重要军事、交通重镇，江淮的财富（《运河访古》作“赋”——编者）通过运河源源不绝地运往长安，为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提供了物质基础。对于这一点，真如献宝是有象征意义的。
河流与城市
在地质学家看来，河流是雕刻大自然的工具；在历史学家看来，河流是人类古代文明的摇篮。由于河流两岸往往土地肥沃，清澈的河水给人们以充足的水源，用以饮用和灌溉土地；河流也为人们的交通往来提供了方便，于是，人们在河边定居下来，开始是一个个村庄，以后，逐渐发展成一座座城市。河流哺育了城市，城市改变了河流的面貌，为河流增添了无限生机。
河流与城市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运河的开凿给沿岸城镇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如真如献宝的楚州，在隋代原为江都郡的山阳县，地处淮河边上，是数川交汇的地方，淮、泗、汴、蔡、颍、涡等河都直接或间接地经过楚州而东流入海。楚州向北可通过汴、蔡等水与中原沟通，向南到扬州则非常不便。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为伐陈做准备，疏浚了山阳县到扬州的山阳渎（即古代的邗沟）。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在发动通济渠工程的同时，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这样，山阳县成为连接中原与扬州以至江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得到迅速的发展。唐武德四年（621年）将山阳县升格为东楚州，八年（625年），改称楚州。贞观十三年（639年），楚州有户3357、口16262；到天宝元年（742年），有户26062、口153000。在一百年间，户数增加了近七倍，人口增加了八倍多，发展的速度相当惊人。
唐宋时期的运河，一般都穿城而过，百姓夹河居住，显示着城市依靠河流兴起的迹象。明清以降，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运河担负的运输任务愈来愈重，穿城而过的运河，对于船只特别是大船的航行颇为不便，河道的疏浚、拓宽也很受限制，因而逐渐改道为绕城而过。如果我们把唐宋运河比喻成一条碧绿而柔软的彩练，那么，运河沿岸的城市就是串在这条彩练上的一颗颗明珠。从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向东南，沿着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浙东运河分布的重要城市有汴州、宋州、宿州、泗州、楚州、扬州、润州、常州、苏州、杭州、越州和明州等等。在这些城市中，最富庶、最重要、最著名的是扬州，或者说，在这串明珠中，最硕大、最美丽、最有光彩的一颗是扬州。
图片来源：《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宋人洪迈曾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扬州所以获得“天下第一”的盛名，是因为它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北端，是运河与长江交汇的十字路口，是南来北往、西去东下的水陆交通总枢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扬州在唐代成为繁荣富庶、人物荟萃的著名城市。在隋唐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扬州的故事，让我们从这些故事里探寻一下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扬州吧！对于抒发内心的情感，诗人比小说家更为直率，更为坦荡。唐代诗人张祜写道：“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道出了当时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对扬州的向往与留恋。在他们心目中，人生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扬州都可以得到，扬州是人生最理想的归宿。因为扬州是一座消费城市，那里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各种货物，从高档的珠宝绫罗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华丽，应有尽有。那里不仅山水风光，明媚秀丽，而且有数不清的倡（《探访逝去的历史时空》原作“娼”，此据《运河访古》，以下径改——编者）楼、酒馆、茶店，有风姿绰约的、身怀绝技的艺人、手艺高明的厨师以及充满浓郁地方色彩的美味佳肴，可以供人们尽情地吃喝玩乐，尽情地享受挥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扬州的生活总是沉浸在一派热闹、繁华、喧腾的气氛之中。《唐阙史》有一则写著名诗人杜牧的故事说：杜牧年轻时，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任他为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一直到晚年，杜牧还深情地追忆他在扬州度过的这段梦幻般美好的生活，他写道：“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扬州阿月桥
扬州叶公桥
扬州小市桥
图片来源：《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在富商大贾们的心目中，扬州是一个大显身手、牟取厚利的地方。《纪闻》说：“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因此，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向扬州，“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愈百数。”他们当中有珠宝商、米商、茶商、丝绸商、木材商、药材商等各种各样的商人，也有从事国际贸易的胡商。珠宝是财富的象征。扬州有国内最大的珠宝市场，是扬州富庶的标志。隋唐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扬州珠宝买卖的故事。试举数例：《广异记》说，句容县佐史特别能吃鱼，每天吃数十斤还不饱，县令听说后，拿出一百斤鱼让他吃，这位佐史在快吃完这些鱼时，突然感到气闷，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谁也不知是什么，于是，县令“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有胡求买，……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原成记》说：元和初年，有位守船者在雨夜中，于苏州华亭县陆四官庙前得“一珠径寸，光耀射日”，“至扬州胡店卖之，或数千缗。问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宣室志》说：杜陵韦弇，开元中寓游蜀地，遇神仙授予他碧瑶杯、红蕤扣、紫玉函三件宝物。韦弇回到长安，“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奇宝也。……弇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这些带有神奇色彩的宝物，大约不外是珠宝玉器。但这些故事有共同的特点：第一，人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得到宝贝，都愿意拿到扬州去卖，说明扬州是人们心目中最有信誉的珠宝市场。第二，这些珠宝交易的成交额数目巨大，动辄数千万，说明扬州市场贸易水平很高。第三，从事珠宝买卖的商人主要是来自波斯、大食等地的胡商，他们既收购珠宝，也出售珠宝，这种贸易带有国际性质，扬州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市场。
扬州不但是一座商业、消费城市，而且是一座具有很高工艺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手工业城市。扬州的铜器（尤其是铜镜）、毡帽、丝织品、木器、药材、海味等都是誉满全国的。扬州货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领导时代新潮流”的，有巨大的吸引力。《广异记》里讲了一个有趣的事情：“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至官，行上扬州，女白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亦不记宿事。秩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予之，少年与漆背金花镜，径尺余。……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适有女郎持钱市镜，入此船中，今成纸线。栗云，唯有一女，死数年矣。……因领少年入船搜检，……乃复开棺，见镜在焉，莫不悲叹。”一位美丽的少女，希望得到一面扬州的铜镜，这个愿望她在生前没有能实现，死后化为鬼，也要到市上把铜镜买回来，带到棺材里。这个故事，不是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妇女们对扬州铜镜的强烈喜爱吗？一个普通的少女尚且如此，当时的达官贵人们更是对扬州货趋之若鹜。《旧唐书》卷五一《杨贵妃传》说：“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杨、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可见杨贵妃使用的“奇器异服”，有的也求之于扬州。
唐扬州海马葡萄纹镜
扬州的繁华富庶，使在扬州的官吏富商得以获得巨额利润，从而过着豪华奢侈、骄奢淫逸的生活。对此，当时普通百姓心目中作何观感呢？《稽神录》里有则故事值得玩味。故事说，广陵法云寺僧珉楚，有一天在市中遇到已经死去的朋友章某，感到非常惊讶，“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谓掠剩？曰，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常，过数得之，即为余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扬州市上有许多掠剩鬼，固然是“鬼话”，但从中不也透露出一些人间对吏人贾贩过度盘剥的不满和抗议吗？
扬州，是运河的骄傲，也是唐王朝富强昌盛的象征。“扬一益二”的谚语，表达了它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这座名城，在唐末却迅速地衰败下去了。《旧唐书》卷一八二《秦彦传》说：“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生，广陵之雄富扫地矣。”《旧五代史》卷一三四《杨行密传》描述毁于战火的扬州一带时写道：“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和昔日相比，显得格外荒凉凄惨。扬州的衰败，主要原因是战争的破坏。《玉堂闲话》里的故事也为我们指出另一个虽不十分重要但却非常具体的原因，这个故事说：“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盖多竹屋，或不慎之，动辄千万间立成煨烬。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即付于法。”扬州一带的建筑多为竹屋，战火的破坏性也就格外严重。回顾唐代扬州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它兴于水，毁于火。
船与人
运河不仅哺育着两岸的城市，它也不舍昼夜地迎送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和行人。不能通航的河流，即使再湍急，也是宁静的；可以通航的河流，即使再宁静，也是生动的，因为它满载着人们的欢乐、痛苦、愤怒、哀伤和思念。让我们从隋唐小说中追忆一下那些曾经在运河里航行过的形形色色的船只和普普通通的人们。
运河是隋唐时期漕运的主要干线，江南的财富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长安。唐代诗人李敬方写道：“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因此，在运河里航行的船只中，运送江南租米轻货的漕船占有很大比重。它们成帮结队，浩浩荡荡。对于押送漕船的官吏和船夫来说，漕运是件异常艰苦而又充满危险的工作。运河上有些河段气候恶劣，水势汹涌，航道险窄，礁石暗伏，弄不好，往往船翻人亡。陕州三门底柱一带就是这样。高宗时，将作大匠杨务廉想改善这种状况，曾在三门山开凿栈道，以便船上滩时拉纤用，效果并不好。《朝野佥载》卷二写道：“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皆令系二鈲于胸背，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拉船的纤夫悲苦如此，撑船的船夫更为危险。《报应记》有个关于宋衎的故事：宋衎是个穷书生，元和初年，有米纲过三门，请他同去，通管簿书，报酬丰厚。妻子劝他不要去，说：“三门舟路，颇为险恶，身或惊危，利亦何救？”宋衎不听，随船前往，“果遇暴风所击，彼群船尽没”，船夫数十人全部遇难，唯有宋衎，落水后抱住一束栗藳，从水中浮出得救。藳中有一卷《》，原来自他走后，他的妻子天天念经写经，致使佛祖显灵，宋衎大难不死。租船沉没，押运的官吏要受到严惩。《纪闻》说：马子云为泾阳县尉，“在官日，充本郡租纲赴京，途由淮水，遇风船溺。凡沉官米万斛，由是大被拘系。子云在系，乃专心念佛，凡经五年，后遇赦得出”。这两个故事都是写漕运的艰险，并劝人念佛以消灾免难，反映了当时人们畏惧漕运，只好求助于宗教的无可奈何的心境。
从都城长安到江南任职的官员或江南地方官北上晋京往往取道运河，他们乘坐的官船在运河里威风凛凛，气势不凡，河里的船只都得停靠一边，给它让路，否则，要受惩罚。《续玄怪录》里有个故事说：隋末，裴谌和王敬伯同在山中学道。王敬伯不甘寂寞，中途下山，弃道从政。贞观初年为大理评事，“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舟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夫敢突过，试视之，乃谌也。”故友重逢，欢欣话旧。以后的故事，暂且不表。如果唐突官船的船主不是故友，而是普通渔夫，其下场就悲惨了。给达官贵人们撑船的舟子，也是战战兢兢，稍有失误，就被治罪。《抒情诗》写李蔚出镇淮南，在扬州时，曾陪故友乘船游河，“过于桥下，波澜迅激,舟子回跋，举篙溅水，近坐饮妓，湿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于所司。”后来，还是李蔚的故友写诗求情，舟子才得以赦罪。
富商大贾的商船来往于运河之中，以货利为业。商船虽然没有官船的威风，但有的商船却十分宏大豪华。《唐国史补》卷下写道：“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从婢仆，以据柁楼之下，其间大隐，亦可知矣。”这种豪华的大商船，属于少数富有大商人。一般商人只拥有或雇用普通船只，也有的商人是靠搭乘顺路船只来往于各地。《集异记》里有个故事说：开元初，李勉作浚仪尉，秩满，将沿汴水到广陵游玩，船到睢阳，有位年老有病的波斯胡人请求搭船去广陵，“勉哀之，因命登舻，仍给饘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但船到泗水上，波斯胡人病危，临终前，他送给李勉一颗价当百万的宝珠。李勉却将这颗宝珠放入死者口内，一并葬在墓中。以后，李勉到扬州，找到这位胡商的儿子，让他从父亲的墓中取回了珠宝。这个故事，赞扬了李勉善良正直，热心助人，不贪财利，忠于友谊的高尚品质，写出了波斯胡商离乡背井，四处奔波，茹苦含辛的经商生活，以及知恩图报、慷慨大方的优秀品德，歌颂了汉胡各族人民在运河上结成的深厚情谊。
进京赶考或落第而归的江南士人，也是来往于运河的常客。他们离开故乡，沿着运河向北，踏上求取功名的坎坷道路。，小说出色地描写了荥阳公子郑生和倡女李娃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角郑生就是从运河边上的常州出发，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感情生活和仕途生涯。《纂异记》里有个故事，写江南书生陈季卿，辞家十年，到长安应举，功业无成，生活贫困。有一天，到青龙寺访友，遇一终南山翁。青龙寺“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渭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则如公向来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这位深情思念故乡亲人的江南穷书生，凭借终南山翁的法力，终于如愿以偿。陈季卿返乡的神奇经历，显然是沿运河乘舟而行的。
来往于运河之上的，还有各种不同经历、不同职业的人。《稽神录》写高邮县医工王攀，住在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自念明日当赴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结果走错路，遇到鬼的故事。这位医工应该是在运河上常来常往的。此外，探亲访友的百姓，云游四方的和尚、道士，跑马卖艺的江湖艺人，到处流浪的乞丐，拦江抢劫的强盗等等，不难想见，都会往来出没于运河之上，使运河呈现出一派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河东记》中有个故事，写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学炼神丹，遇神人授大还秘诀，“然须得一同心者，相为表里,然后可成。”萧洞玄周游天下，经十余年，不得其人。“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庱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舟人尽力挤之，见一人船顿，蹙其右臂且折，观者为之寒栗，其人颜色不变，亦无呻吟之声，徐归船中，欲食自若。”于是萧洞玄请这位折臂者到王屋山一同炼丹。仙丹是否炼成，暂且不说。庱亭埭在今江苏省丹阳县附近，《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润州•丹阳县”条写道：“庱亭垒，在县东四十七里。本苏峻将管商攻略晋陵，郗道徽以此地东据要路，北当武进，故遣督护李闳筑此拒之。今置埭”。可见庱亭埭地当要路，上面那段船只过埭的叙述，虽然不免有点夸张，但却极其生动的描绘了运河上船只来往的喧闹场景。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著名的《念奴娇》一词中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确，在历史的长河里，无论是风流人物，还是平凡人物，就个人而言，他们的生命都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就整体而言，人类的生命和历史的长河一样是世代绵延、生生不息的。正因为如此，人类的劳动才能改造自然，创造历史，把社会推向前进。也正因为如此，我想说：运河，你是中国人民光荣历史的见证。运河，你是一条古老的河，也是一条年轻的河；你是一条人造的河，也是一条永生的河。悠悠的运河水啊，你从悠远的过去流到现在，也将从现在流向更加悠远、更加美好的未来。
出处：原载唐宋运河考察队编：《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以《运河怀古——隋唐小说中的运河》为题，收入氏著《探访逝去的时空》，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文字略有改动。此以后者为据，略作校正，并删去注释。引用请见原文。
作者简介：阎守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期编辑：悟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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