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布贸丝
——谈章学锋的《秦商史话》
柏峰
摘要：史话是用比较通俗、读者喜闻乐见的文笔来介绍专门文史知识的一种文体，作者要把自己历史观点和历史思想、历史倾向灌注于文字的叙述之中。章学锋的《秦商史话》把枯燥的经济现象、经济往来和经济人物以及社会影响，按照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的历史时空里的经商故事和历史人物“互文”在一起，具有严肃的学术论述和令人入迷的文学描写。《秦商史话》的出版，继承了史话的传统，创新了长篇散文的形制，其价值和意义将在时间长河中更加显现。
关键词：问题意识；史话沿革；《秦商史话》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3-0092-03
章学锋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学生，说是学生却未曾给他上过课，但确实是学生。师生关系，在人的印象里类似于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或者在《藤野先生》里所写的寿老先生和藤野先生那样，在课堂上诲人不倦地认真教书，从而教学相长。可是呢，我虽然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在学校任教，而是从事教育教学研究——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学锋当时在一所大学读书，非常勤奋又善于思考，而且他读书与思考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其同时代大学生的水平，如果没有很好的解答，这就使他常常陷入困苦的求索之中，也就是说，学锋很早以前就有了“问题意识”。这时际，学锋与我开始并持续了很久时间的通信联系，在通信中我们探讨一些文学或者学术上比较深入的问题。由于有这层交往，学锋也就一直称我为老师。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看来，我也逃不开这个痼疾，与学锋的师生关系就这样约定下来，并持续到今天。
上边说过，学锋很早就有“问题意识”，这确实是很好的学习和做学问的思维方式。“问题意识”是美国学者史华慈先生最早提出来的，其核心是“关切、议题、预设相互关联”——这是他史学思想中一个关键性范畴。为此，史华慈研究我国古代思想史和现代思想史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至今是我经常阅读的经典之一。学锋具备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他很快走上了“出乎人预料”的治学道路。
他走的确是“出乎人预料”的治学道路，没有按照常规的治学路径走，没有选择比较容易或者说已经成熟的大众的选题去研究，而是选择了一条十分“偏僻”的途径去研究，这部厚重的30多万字的《秦商史话》就是明证。史话这种文体，历来有之，简单来讲就是用比较通俗读者喜闻乐见的文笔来介绍专门的历史知识。该文体有两个特点：一是严肃的治史态度，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过程、历史现象以及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出客观真实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研究结论；二是文字的优美与通俗，举重若轻地通过简洁有力的笔墨来描绘出自己所要表达出的内容。这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史话的文体要求。应该说，这种文体在我国古往今来就很发达。孔夫子“述而不作”，花费大量的功夫修订鲁国的历史《春秋》，而经过他修订的《春秋》几乎是“不刊之论”，而且最大的特点是把自己的历史观点和历史思想、历史倾向灌注于文字的叙述之中。这样的历史叙述，对于当时专门的历史学者来讲似乎理解起来比较容易，可是，一般读者往往不得要领。怎么办？这时候，就出现了《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这三部类似“史话”的著作来解释《春秋》，从“义理”“思想”和偏重补充历史事实诸方面来解释《春秋》，这三部著作无不带有“史话”的色彩。后来，“史话”沿着自己的艺术规律前进，这种文体逐渐变成了“演义”和“史话”。前者，例如，《三国演义》就是“史话”《三国志》的。不过，“演义”不仅仅是“阐释”的性质了，为了扩大受众面，在基本尊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合理的扩张和典型化的历史艺术描写，清代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就是比较好的“演义”读物。“演义”的文体走向“草根”也就说走向民间，走向群体量大的读者，通俗性比较强。后者“史话”则保持了原有的文体的纯正品质，首先强调的是历史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诠释历史事实，既保证了学术品位，又文笔轻松活泼、引人入胜，也很受读者欢迎。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曾经主编过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就是采取“史话”这种体裁，其内容以时间为主线，介绍历代的更替和变化，把历史前进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因素，通过饶有趣味的一个个看起来偶然却实际上是必然发生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描写，告诉给读者，读来令人兴趣盎然。可以说，我就是最先通过这套历史小丛书，接触和学习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现在，学锋为大家奉献出研究秦人经商历史的《秦商史话》，把枯燥的经济现象、经济往来和经济人物以及社会影响，生花妙笔般娓娓叙述出来，至少引逗起来我的阅读兴趣，一口气读完了。读完了，仍然觉得余音袅袅，思绪还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漫长的秦人经商的历史过程里：过去零星地了解到关中地区，特别是渭河中下游流域的秦商情况，现在，沿着学锋的论述与描写思路，慢慢地归拢起来，而且这些材料甚至传说，都被他编织在这部很好的著作里面了。由此可见，学锋收集材料的广泛与细致，仅仅在书籍附录里，不完全地罗列出来他的参考书就令人眼花缭乱，就史书而言，就有26种之多，从《史记》到新近出版的《当代陕西大事辑要（1949—1990）》，均是他阅读的范围，而方志类图书达34种、专著类36种，更让人感动的是，他注重田野调查，亲自寻觅秦商的遗迹，居然有61处——且不说读过那么多的参考书籍，就后者而言，花费的时间与心血也令人肃然起敬。
人，要成就一件事情，不经过艰难曲折的追求过程，没有持之以恒的坚强初心，是不可能获取成功的，而且努力了有时候还不一定就能成功。但是，只要努力了、奋斗了，即使不会成功，却也无憾，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前进的脚印。学锋就有这样的精神，这一点，令我感到高兴！他的《秦商史话》，每一句话都要有明确的出处和来历，不能不明不白，也不能虚构不能想当然，必须老老实实做案头的资料工作和实地考察工作，也许，当看完几百页书籍或者跑上几百公里路程考察完一处田野遗迹，而在自己的笔下仅仅就是几句话的陈述而已，各种滋味，只有过来人才晓得！《秦商史话》全书分为六大部分：第一章初萌芽至最后一章再出发，时空跨度几千年，从半坡交换、商鞅抑商、盐铁会议、丝绸之路、东市西市到市场经济、“”，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学锋把秦商的整个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的历史时空里的经商故事、历史人物“互文”在一起，具有严肃的学术论述和令人入迷的文学描写。例如，他在论述秦商区别于其他商人的地方是具有“儒商”的特点，学锋论述道：“儒商，是秦商和其他兄弟省份商人最大的不同。陕西自古就是文化昌明之地，儒家的义理、心性思想，道家的法制思想以及释家的善念思想，经千百年传播早已在三秦大地上深得人心。到了明清时期，除儒道释三教外，影响陕西人心性的是更加强调天理的关学……在这种文化意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秦商，他们并不以挣钱为经商的唯一目的，他们心胸中涌动更多的是通过在商业的打拼，来改变自己甚至家族的命运”——确实如此。渭河流域特别是关中平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我们知道，孔夫子一生的志业是“克己复礼”，那么，这个“礼”是什么呢？这就是“周礼”，也就是陕西的先人西周时代的周公制定的“礼”，这个“礼”，依照孔夫子的话说“郁郁乎文哉”，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这个“礼”的核心就是全面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并能按照伦理道德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为了“复礼”，孔夫子提出了“仁”的儒家学说，企图通过“仁”进而达到“复礼”的目的。在陕西，这种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和人的价值学说，早就成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因素了。特别是北宋大哲学家张载创立了带有地域特色的新儒家学说——关学，经过明代大儒冯从吾等人的大力提倡一直繁衍到清代，都对陕西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秦商之所以具有“儒商”的特点，就很能说明这种思想文化影响之深刻之普及。接着，学锋讲述了位置处于今四川省成都市春熙路附近四川省图书馆里的一座至今依然存在的“贲园书库”故事。这座藏书30万卷的“贲园书库”就是陕西省渭南商人严雁峰修建的。他科举考试落第之后，接手父辈经商成就斐然，却十分关注文化事业，建成此楼，造福社会。还有，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泾河流域的泾阳、三原等地，是天下闻名的物资流散地，主要经营毛皮生意和汇聚交流各地的物产，经商的人家很多。家业最大的当属安吴堡的吴家，在年轻寡妇周滢的经营下，蒸蒸日上，日进斗金。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吴家讲究孝道和诗礼传家，着力培养子弟读书以博取功名，现代大学者吴宓就是其中的代表。秦人经商的深层心理还是在于提升自己和家族的文化品位，这是秦商的核心经商意识。
另外，秦商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商业经济过程里的“诚壹”品质。“诚壹”还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出来的，指的是做生意一是要坚持发挥优势，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商品，不断提升商品质量，赢得广大商户的信任和赞誉。这是经商的根本所在。二是为人真诚，实实在在，不欺哄顾客。这两者是秦商得以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学锋在论述民国时期西安市的药材生意时，他以五味十字东北口的藻露堂为例。藻露堂创建于明代晚期的天启二年（1622），比北京的同仁堂还早了47年。这家药店至今还在营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原因是藻露堂依托秦巴山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他们选材地道、制作精细和疗效显著，得到患者的认可，成为西北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在这里，他考察到秦腔的老戏《白先生看病》里有这样的戏词：“人丹宝丹无极丹，藻露堂的培坤丸”——戏剧艺术家的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这句话由衷地称誉藻露堂的药品，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的广告语，而是社会生活真实的反映。这种“诚壹”的品质，对保障商品安全流通的镖局来说，尤其重要。秦商之所以能纵横天下，无论城乡均能营运，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有镖局安全承运货物。学锋钩玄提要，考证出当时西安在1901年开设的永庆镖局，民国初年苗三成开设的宏泰镖局等等，这些镖局对从业人员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和纪律规定，任何人不得破例。正是这些商业贸易的各种制约因素共同促进，使得秦商从历史深处走来并能持续生意兴隆。
当然，秦商的发展，还与秦商与其他兄弟商帮互利互生有极大的关系。比如，秦商与山西的晋商和安徽的徽商以及其他地域的商帮都建立起很好的商业关系，特别与晋商更是休戚与共，这在学锋关于山陕会馆章节里有很好的介绍。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中国会馆史论》，对我国会馆的兴起、作用以及式微，都有很好的阐述，而谈到山陕会馆，更是浓墨重彩地予以打量和论述，对人很有启迪。
《秦商史话》出版后，很受读者的欢迎，我也是爱不释手。其原因是，过去读《史记》，很少认真读《货殖列传》，其实，这是非常精辟的商业经济论，其中的“礼生於有而废於无”道破了人首先要解决吃饭穿衣等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学习文化知识，才能讲究“礼仪”，这确实是睿智之说。而经商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社会事业，其推动力在于“利”也就是“利润”，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揭示出“抱布贸丝”这个规律。说到秦商，云：“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秦人经商的才能与谋略也是雄甲天下的。特别是当下我国的“”战略构想，陕西居于新“丝绸之路”的重要位置和交通枢纽，重视和研究秦商历史，从中借鉴宝贵的经验，是十分有益的事情，也是切近现实的好课题。学锋能选择这个“偏僻”而又具有生机的历史研究课题写出这样一本著作，不但独具学术慧眼，也充分展示了他的文学叙述才华，自有其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章学锋.秦商史话[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
[2]赵珍.五味什字[N].西安晚报,2013-6-30.
[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作者简介：柏峰(1957—)，男，陕西蒲城人，渭南市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当代文艺评论，系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薛耀晗）
（本文原载于《西部学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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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付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