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情小曲儿

这是我第三次看到道情在舞台上表演。虽然，这次只是从手机上看的视频。前两次看到时，已经是四五年的事了。

第一次看到时，纯属偶然。无意走进那个大厅时，演员们正在排练。道情走上舞台，我觉得很好玩儿，有意思。至于别的，啥都没想。第二次，正好看到那些人正式演出。唱的什么，我并没上心。可那个背景，我一下子就心潮澎湃了。白龙桥，水乡，我的家乡。于是，道情演唱，倍觉温情了。

现在想想，真是佩服家乡的文化热爱者，把道情和水乡连在了一起，让道情走上了舞台。

唱道情的，小时候过年期间，碰到的最多。

那时候，农村里文化生活少，就连那小小的黑白电视机都还没能普及。可一过年就不一样了。唱道情的，说快板、打竹板的，舞苍龙的，送福字的，送财神的……你来我往，络绎不绝，唱了这家跑那家。

其实，村里只要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人，我们也便老早得到讯息了——早有快腿的小伙伴儿跑来告知了。过年，什么节呀，孩子的大赦节，那就是我们的天哪。来一个卖唱的，我们跑到小队东头迎来，挨家挨户地报信，再折回陪护着卖唱的走过每一家，然后一直送到小队西头。男孩儿，女孩儿，着新衣，蹬新鞋，嗑着瓜子儿，嚼着糖果，就是跑得老人们在后面笑话“毛直飞”，也不肯有半刻停歇的。父母看得再急，也只能在背后看着我们无奈地笑笑，他们是决不会骂我们的。

卖唱的到家门口时，我们总是忙着找爷爷、喊父亲。因为我们早就看到爷爷和父亲在年前准备的那些许多零碎的角票了。爷爷最耐心，总是一直等那些人唱好了，然后给钱。唱得好的，爷爷多给；次点儿的，爷爷少给。父亲好像和我们一样，急性子，总是不等那些人唱好，早早给了钱就念着“发财发财”，送他们走了。

那钱，也没个定数。五毛八毛，还是块票儿，随便给。主家客气，卖唱的一脸开心。当然，也有卖唱的嫌钱少，要求涨财的。不过，那可确实得费点儿口舌，甚至还得多唱一段儿。连我们“跟班”陪护的，都觉得麻烦极了。

唱道情的，大多是年纪稍长的盲人，而且大多由一人牵引着。牵着的那个人，也多是年纪大的。一个竹筒，两片儿有着花边儿的长竹片儿。（汗颜，今天上网才知道，那叫渔鼓筒和竹简。）老盲人大多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实在不好看。那两只无光的眼睛，更是让人不忍直视。所以，唱道情的一来，喊来爷爷和父亲，我便躲得远远地。至于唱道情的唱了些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懂过，我也从来没有关心过。家里，也只有爷爷能够耐心地听唱道情的拍着鼓筒、打着竹片儿唱完。而且，爷爷还能听出个所以然。爷爷听得兴致高了，还会和卖唱的拉上一两句家常。

当然，唱道情的也有稍稍不一样的。有的牵盲人的是女的，年岁比盲人要小一些。那女的，衣服颜色稍稍亮点儿，而且还能配合着打个竹板儿，拉开嗓子唱上一两句。这样唱道情的，主家给的钱总会多点儿。

很小很小时，我固执地以为这些盲人都叫王瞎子。正好，小队西头，有个孤寡老人，大家都叫王瞎子。后来，长大点儿才知道，盲人并不止王瞎子一个。西头的王瞎子，学的是算命。唱道情，算命，都只是盲人们用来维持自己生计的手段而已。算命的，好像经营的时间还能长点儿。唱道情的，过了正月初五，便很少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

后来，我们长大了，电视机也多了。过年时，家家户户都坐在家里对着电视机傻笑了。门前卖唱的，也越来越少。再后来，就再也看不到了。不过，送财神和送福字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能遇上一两个的。

我不知道，家乡那些唱道情的到底住哪里。后来，一个巧合，在文化中心看到个宣传片，家乡的文化人把道情师傅们当宝了。请他们出山，更请他们把这道情小曲儿传给后人……

我不懂道情文化，但我愿意那是我家乡的福音，是和白龙桥一样屹立在水乡人记忆和骨子里的永恒的福音和骄傲。

（图片来自海安微教育。）